2014年4月14日上午，我在出差途中，惊闻李务滋老师去逝的消息。恍惚中打开手机QQ，同学群已被各种凭吊帖子刷屏。一缕淡淡的伤痛、遗憾奔涌而来。

李务滋是我高中的政治老师，曾任宋家川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书记职务。她与丈夫、原宋家川中学校长、吴堡县教育局长宋炳希先生的师德师范，堪称吴堡教育界之教父、教母。

宋家川中学是吴堡县唯一一所重点中学。记得我由丁家湾中学考入宋中读高中后，初见李务滋老师，面容光洁姣美，身姿娉婷婀娜，动有玉树临风之态，静有知性温婉之美。让我的女性意识始得启蒙：女人可以这样美，女人应该如此美！后来得知她是时任校长宋炳希先生的夫人，心中更为景仰。他们二人的罗曼史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据说一表人才的宋校长当年爱慕李老师爱得神魂颠倒，写诗道：“宁看务滋的两步走，不喝二两西凤酒。”“想务滋想得心焦，等见面等得眼干。”他俩都出身书香门弟，门当户对，天造地设，是县里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爱情楷模和婚姻典范。

李老师一生在任家沟中学、宋家川中学教书育人，可谓桃李满天下，学子多才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就是她的得意门生。可是，当年年少的我，却与她有过两次很“私密”的接触，留下难忘的记忆。

1982年，父亲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们娘几个户口农转非后搬至县城。父亲当时在县志办编写教育志，教育局在宋家川中学家属院二斋给安排了两孔窑洞办公，脑畔上就是宋中。由于小县经济、住房条件局促，多数干部办公与居家合二为一，父亲亦然，我家在此一住20多年。家是校园，校园即家，虽然窄逼，但对我们读书再方便不过了。可是，搬家前，二弟已在郭家沟中学读初中。十三四岁正是个子猛长、吃铁化石之季，学校大灶的高梁份饭吃不饱肚子，饿得天天在学校一墙之隔的街市上溜达。入学半年，成绩直线下降。母亲急得慌，恰巧那时父亲为写教育志在东北外调采访。无奈父亲从外地打电话叫我代他找找时任教导主任的李务滋老师，请她关照把二弟转入宋中。我才不过十六七岁的黄毛丫头，哪敢去找领导说这大的事？父亲鼓励说，你就说爸爸让你找的。他们是教育界的同仁。

那天李老师又来上政治课，一堂课我什么也没听进去，一直盯着她的表情，猜她今天心情好不好，设想该如何开口，她会不会不理睬我。只见老师一直和颜悦色、抑扬顿挫。下课后，我小跑跟在老师身后，她前脚进办公室，我后脚打“报告”。进去后，我拽着自己的前襟衣角结结巴巴道出原委，脸红到了脖根上。没想到，李老师听完后，抓起电话就给教导处的另一老师打电话询问哪个班有空座位。未成年的我奉父之命第一次求人，竟获成功，激动得泪花闪闪，谢过李老师后飞奔回家给母亲报了喜讯。不出一个星期，二弟就转入了宋中，一家人得以团圆，二弟填不饱的胃终于被母亲的粗茶淡饭伺候得妥帖。后来，父亲多次感激地说，人家两口子都磊落高洁。口气中不无敬重。

1984年，我高考失利，痛到无言，却不甘放弃。因为一年半前文理科分班时，我意志不决，没有选择喜欢的文科。一学期后后悔了，重新申请转入文科班，这样史地两门落后别的同学一大截。越学得不好，越不敢问老师。尤其历史老师平日严肃有加，课堂上冷不丁就敲几句怪话，或把谁嘲讽几句。面对浩瀚的中外历史，我大有老虎吃天，无从下手之感。我拼命地学喜爱的语、数、外，以期弥补史地的不足。哪里想到，高考时史地两门相加考了80多分，任凭语数外考得不错，英语还得了全县单科第一，但也补不起史地为我埋下的黑洞。痛定思痛，我不甘心降服于这个黑洞，决意复读，苦背一年史地。不承想父亲一看成绩单，说史地自学都可以，何况左邻左舍都是老师，想问哪个不行？一家人挤挤挨挨住在一起，亲戚你来我往，我怎么在家自学？看我拧巴着，母亲劝道，我们一家人爬在这干街上，全靠你爸一人的工资，你要理解你爸。我理解爸爸，谁理解我？那晚，我一人在桥头下的黄河边坐至深夜，河水滔滔，欢畅淋漓，无拘无禁，那么吸引我。可想到刚从繁重农活中逃出的母亲，心就软了。后来与我家同住一层、关系甚好的王利英老师得知后，在她办公室给我安了一张桌子，给了一把钥匙。几位邻居老师都客气地说，有什么问题随时来问。父亲还认真地给我编写了历史年代及事件的顺口溜，我抄写在小纸条上，装入口袋，走路吃饭捎带着背。臂如，“一八九三六月三，则徐焚烟虎门滩”“夏商周，秦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后十国，宋元明清进民国”。

我只是生硬地背知识点，并不会融会贯通宏大的历史。往往记住年代，记不住事件；记住事件，挖不透事件背后的原由。加之，一个人学习，约束力不强。那会儿利英老师的儿子还在哺乳期，她下课后基本在东二斋的家里批作业（这也是她有意为我创造安静环境，今天想来仍然无不感动）。经常有人来找她，不熟悉的，瞪大眼问，你是王利英老师？熟悉的又说，你怎么在这里？好不尴尬。后来听说高三几个班里都有提凳子旁听的学生，好心的张子利老师让我也提凳子去他的班旁听。一回到教室，我就像鱼儿见到水，心情舒展了，脑瓜子也灵活了。可是好景不长，因为走廊里坐人，多少会影响班级秩序，影响后面同学的视线，有人就给学校打小报告。学校通知班主任严加管理，班主任呢，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奈，学校开始清查旁听生。上课铃响前，李务滋副校长带领有关人员巡查教室。有几次，我正襟危坐等待上课，子利老师突然从窗外招手示意快躲。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正是脸皮比葱皮还薄的年代，提凳子蹭课已够难为情了，更别说被校长撵着跑。众目睽睽之下提凳逃跑，脸上火辣辣的。好在那是单纯的年龄和年代，多数同学非但不耻笑还帮着放哨或指逃跑路线。有一天不巧，我仓皇逃出教室时，正好被李副校长逮了个正着。我红着脸低下头，心却恼羞成怒，真想一甩手把凳子从脑畔上砸下去，扬长而去。强压着委屈的怒火瓷瓷地站着，等待她训斥。一秒，两秒……，老师的脚步声渐行渐轻，却始终没有发话。狐疑中抬头望去，她娉婷的背影进了二班教室。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哪里还有怒火，老师无声的宽容瞬即让其熄灭了。事后我想，如果那天被心目中的女神训斥数落一通，难说情绪拧巴、叛逆中的我会做出什么不测之举！

尊严有度。从此我坚决不再偷偷摸摸去蹭课。不久，我的人生发生变化离开了宋中。可爱的母校，留给我最后的记忆就是李副校长温爱的一次“视而不见”。我不知她是因认得我，还是出于对一个求知女孩的包容所至。哪一种，都让我对她充满无限感激和敬仰。

后来，我读书、工作，平庸地淹没在老师众多学生中。有一次，在街上遇见李老师，我主动迎上去问好，并自报了一下家门，以示感激她曾经的帮助和善待。李老师还是一脸温和灿烂地笑道：“哦，树屏的这个女子！”

如今我已离开家乡20多年，被淡忘和淡忘都成为现实。唯独淡忘不了老师们。他们晚年或随子女定居省城、市里，或像流星陨落。由于回乡不多，加之天生自卑，近乡情怯，我少有拜访。有几次回去，我只悄悄地在母校的操场走一圈，或站在曾经背书的脑畔上张望一会儿。岁月更迭，气场不再当年哪。
    多年来，因了爱好文字又从事文字工作，我在八小时内外，握一支钝笔，写罢新闻写散文，写完散文写报告文学，从省内写到省外，作品散见于《散文》、《飞天》、《时代文学》、《西南军事文学》、《大地文学》、《甘肃日报》、《陕西日报》等等，出版了两本散文集，有报告文学被结集在共和国前总理温家宝题写书名的《先行颂》中，全国20多位作家、评论家对我的作品写过评论，获得冰心散文奖、黄河文学奖、中华宝石文学奖等多项。这些不大不小的喜悦，孰与分享？父母、老师、朋友呀！可是每当我踏上故土，情到心尖、话到嘴边，却失了勇气。家乡因资源开发、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更多的熟人，感兴趣的是我混得什么职位，开什么车，穿什么名牌，至于写作，至于文学，几乎无人问津。因此每次回家，去时，勃勃然，归心似箭；别时，悻悻然，意犹未尽。

上一次回家突然从父亲嘴里得知，在榆林市颐养天年的李务滋老师出了一本关于教育方面的书。啊，李老师也写作？我两眼放光，陡生拜见李老师的冲动，一睹八十岁恩师的芳容慈颜，与老师讨教讨教深厚的家乡文化，并送上我的拙作，听听老师的指正。可惜一场大雪，阻止了我返兰州时绕道榆林的计划。天不遂人啊！

日后漫漫，故乡永在，恩师不再，遗悔长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