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3日，我校80届杰出校友——太原理工大学教授寇子明回访母校。校长寇建兵，副校长刘杰、薛喜堂热情迎接。在寇校长的陪同和讲解下，寇子明教授参观了学校的“三馆、五苑、一墙、一廊、一场、一基地”，了解校园文化建设和近几年的高考成就。寇教授夸赞了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创新的文化建设、辉煌的办学业绩和不断提升的社会影响力。他表示愿意继续为吴堡中学捐资助学，帮助更多贫困的优秀学子圆梦理想。寇子明教授为了回馈母校、助力人才培养，在2019年为我校捐资10万元，我校设立了“寇子明奖学金”，主要用来奖励我县中考前30名并且留吴堡中学就读高中的优秀学生，为吴堡留住优秀生源作出了突出贡献！校友是母校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是学校引以为傲的风景、是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吴中的过去熔铸着校友的心血，吴中的今天更是承蒙校友的支持。吴中人将以杰出校友为榜样，成为新时代的杰出人才，为吴中的发展再发强力，为民族的复兴再绘华章！（图文：党宣办）

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2017年6月10日，在美丽的黄河之滨，在大家共同的家乡，我们高七三级一班的同学，相聚了！我们多年的希望、梦想、期盼实现了！面向黄河，面向母校，面对老师同学们，我们大声说，我们是宋中高七三级一班，我们回来了！我们相聚了！我们要聚会，不能不首先说的就是李务滋老师。时过境迁，我们看看40多年后的2013年老师是怎么说的。李老师在她的画册《春风时雨话人生》中描述了她所带的高七三级一班——1971年，我带了新组成的高七三级一班。我不断总结带班的经验教训，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用培养一个带动一批、教育一个警醒一片的方法，促使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推波助澜，共同前进。在重视思想、道德、品质、修养教育的同时，抓住主要矛盾，围绕学好各门功课，不断增强同学们学习的自觉性，努力提高学业成绩，使全班逐步形成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刻苦学习、勇于拼搏、昂扬向上的良好氛围。二十多年来，我送走了一班班毕业生，迎来了一批批新同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没感觉厌倦和麻烦，反而觉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至今仍回味无穷。老师在画册中用一个个具体事例，回味了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日子，介绍了弟子们的过去和现在。如潺潺流水，娓娓道来。她的儿子宋增卫说，任中高六五级和宋中高七三级一班是他母亲最引以为豪的“杰作”。母亲要求他在整理编辑画册时，一定要多为这两个班大书特书一笔。老师是伟大的女性，陕北闻名的教育行家，桃李满天下。我们怀念老师，感恩老师。老师您引以为豪的高七三级一班全体同学，在毕业44年后终于聚在一起。虽然您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但学生永远记着您，怀念您，您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永远是您的学生！这里，我们还需要特别感谢当年宋川中学的老师们——刘绍德校长，宋炳希主任，宋荣辉主任，班主任和政治老师李务滋、语文老师黄青山、数学老师魏光华、物理和体育老师南国伦、化学老师郑学孔，俄语和历史老师李启成，数学老师魏峰、数学老师谭齐国，物理老师任炳发、生物老师李旺，宋中的大总管宋均太老师。没有老师们的辛勤耕耘，就没有学生的今天！我们需要大声说出来，谢谢老师们！刘绍德校长宋炳希主任宋荣辉主任下面，就该说说我们班了。在毕业照上共有54人，上学期间，参军、转学、退学7人，这样全班同学共61人，去世的11人，现健在的只有50位同学了。说这个班的聚会就要先说说这个群——“我们这一辈”。这个群是1月14日建立的，经过30天，于2月13日把全班同学都找到，做到了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能够实现聚会，群的功劳功不可没！我们应该感谢建群的几位同学，李逢林同学、宋来生同学、王艳林同学、李保秀同学。我们还应该感谢此次为了同学聚会而辛勤工作，默默奉献的所有同学们。我们应该怀念那位热心同学事业，努力奋斗，事业有成，今天应该到会而未能到会，给我们留下无数记忆的宋平柱同学；我们还应该怀念那早已离世的十名同学。他们是：薛绥平、薛振峰、王居平、李邦、宋耀成、景象桂、霍春大、贾平武、宋建文、霍锦文。为了实现聚会，在渡过了那段煎熬的日子后，我们重新开始了工作。筹委会同学多次讨论，多次研究，并征求了部分同学的建议和意见后，4月15日我们终于正式启动了聚会工作。近两个多月来，大家集思广益，积极筹备，今天大家终于可以坐在一起了。我们，我们高七三级一班同学聚会今天终于实现了！分别44年了，我们风雨兼程，一路走来，道路坎坷。既有高山，也有大川；既有阳光，也有风雨。说风光无限也好，说艰难困苦也罢，我们这一路又有风景，又有故事。通过网络调查，我们统计整理，一切用数据说话！我们班同学是爱学习的，大家利用各种形式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毕业后，有的同学进入大学、中专继续上学深造，有的同学进修、培训，充实提高。为自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二十多名同学不畏艰难走上了这条求学之路我们班同学是热爱老师这个职业的，老师是一个崇高的称呼，十几名同学曾经先后从事这个职业。以此为终身职业的有九名同学，他们是：冯爱萍同学、张炳英同学、薛青莲同学、李逢林同学、寇辉英同学、刘兴旺同学、薛芳同学、曹俊莲同学、李文兵同学。我们向他们致敬！我们班唯一一个从事救死扶伤职业的是丁杰智同学，我们为他点赞！我们班同学不仅崇文，而且尚武。投笔从戒、参军卫国的有，慕生让同学，慕明彪同学。还有薛绥平同学。热爱军人，甘当军嫂的有王艳林同学、吕玉琴同学、高治丽同学。做警察、保境安民的有卜醉生、薛荣堂同学。我们应该给他们点赞！下乡插队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标记，十多名同学为乡村建设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年华！在我们的同学中，有人一直生活在农村。无论是出外务工，还是在家耕耘，或者相夫教子，照顾孙辈，都做出贡献，都值得大家尊重。张宝亮同学一直担任村主任、支部书记，宋来生同学担任村主要领导，白耀峰同学白手起家，创办企业！他们也是同学中的校校者！在我们的同学中，有四名同学入编吴堡中学校志“人才济济桃李芬芳”篇，多名同学获国家、省、市、县、单位的表彰和奖励。我们的同学晚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上老年大学的慕奶英同学跳舞跳到香港，跳到了北京！李逢林同学获得杨凌电视台歌手大奖！无论是在外地工作生活的同学，还是在本地工作生活的同学，大家都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做出了贡献，大家的生活都充满阳光，充满了生气！我们高兴、快乐、自豪。请大家为我们自己点赞、鼓掌！我们班同学是喜爱生活的，我们的老伴们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们的下一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我们的孙辈更是寄托着我们的期望。据不完全统计（51名同学的数据）,我们有儿男50个，有女儿51个孙辈更是不少。其中，四名同学贡献最大，生育儿女共20名，内有千金15名。我们后继有人，我们兴旺发达！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太阳进发！2017年1月，西安吴堡同乡会2017年3月，吴堡同学聚会2017年3月，吴堡同学小聚2017年3月西安同学小聚2017年4月榆林同学聚会2017年4月，吴堡相聚2017年4月，吴堡相聚2017年4月相聚吴堡聚会是大家的事，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薛生儿同学提议返校活动不能空手，尚洪泽同学提议聚会需要设立保健医生，白耀峰、薛荣堂同学对聚会活动提出改进建议，吕玉琴同学联系搭档，筹备联欢，丁杰智同学承担聚会保健医生重责，为聚会保驾护航。慕明彪、贾焖亮、高治利同学为预案多次提出改进意见。会务组的王艳林、李保秀、宋来生慕生让同学，四处奔忙，把预案变为行动。还有很多很多。在群里增添人气的活跃分子有好多同学，比如高治利、康万恩、孔令梅、吕玉琴、薛荣堂、卜醉生、刘艳萍同学等，还有几位争着去白家卯开会的同学也在群里吵的不亦乐乎！无论是否成神，贡献都不小。为了同学聚会而辛勤工作，默默奉献的同学们，大家感谢你！在同学的微信交流中，出现了高治利之问，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班的光荣，说明我们的朋友圈在三十多年前就在扩展！这次聚会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了找到同学，我们讲过吕玉琴同学的故事，讲过杨建中同学的故事讲过薛春章同学的故事，也讲过我们班的美女下嫁二班帅男的故事。但最浪漫的的情人节故事是我们的霍利芬同学的故事。情人节老公送来了礼物居然是一部智能手机，使得她可以联系到几十年不见的同学。但第一个视频通话的人居然是我这个老头子！让我在屏幕上看到了这个网名为慕生让的老太婆！哈哈哈！同学们，四十四年前，我们都还年轻，对生活我们充满了幢景。我们也许有好多故事、好多心里话没有交流。今天我们聚在一起，聚在这美丽的黄河之滨，就是为了见面，为了啦话。相聚不易，感慨很多。在这美好的时光里，把你的心里话说一说，把你的故事讲一讲，让大家乐一乐，让大家对过去的你恍然大悟，对今天的你刮目相看！对明日的你高看一头！这次聚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八个字：相聚吴堡，叙同学情。聚会需要做的具体事就是十个字：座谈，联欢，返校、拜师，美食；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两个字：安全；需要达到的结果就是四个字：见面，高兴。预祝聚会成功，祝同学们快乐！幸福！又，由于日志发表时，同学聚会已获圆满成功，故再增加两张照片，与朋友们分享！

我生长于陕北吴堡县黄河岸边的小村庄，打小一出门就顺流而下，或过河赶碛口，或去县城上学。后来我去外地求学和工作，都得顺流而下，先到下游的县城乘车。顺流而下，是生命最初的活动形态。父亲是语文教师，讲故事绘声绘色，生动形象。西游记、水浒、三国、当地神话，一讲一箩筐。父亲的故事可能就是我的文学启蒙。记得父亲一两周回一次家，我上学后，他回来常要看我的作文本，边看边在上面划道道，表扬这些句子写得好。父亲一表扬，我走路干活儿脚下像安了滑轮，从此爱上写作文写日记。调入甘肃远离亲人后，每天除了工作，我所有的神经汇成一股强电波通向老家。那是尚无呼机手机的年月，思念、挂虑无不靠书信传递，家书抵万金，却只报平安、谈喜乐，酸甜苦辣的生活及其他，就写进日记、写成诗。最初的一篇散文是发表于西安《星期天》报纸的《远念婆婆》。儿子出生100天时，母亲病故，婆婆统揽了母亲、婆婆的责任，施我母爱，替我养儿，任劳任怨。那个黄昏，思念一触动，眼泪成河，纸张是河床，文字顺流而下，很真切很感人。我收到样报，引来很多放光的眼睛。写作的事，以顺流而下的姿态，自然而然启程。小时候那么羡慕城市的生活，成年生活于城市后，回头很庆幸自己出生于农村，从小懂得生活之艰难，懂得要奋斗要创造。母亲种自留地的艰辛和我们在自留地收获的惊喜，使我认识土地孕育和生发的秉性，真切地靠近她时，便受她的情怀感染，心底悄然地种下一颗爱土地、爱生活的种子，朴素而热烈。因为热爱常生感动，想家的时候，大地上的物事，在心里、大脑里全变成排对排的文字，一靠近河床，顺流而下，即成文章。因为对黄土地偏爱执着，文章中总透露着恣意的乡情和大地情怀，被写作圈称为“乡土文学”。正是一篇《故乡的土地生长我，也生长我的文字》有幸落入高建群老师的慧眼，才有后来他一气呵成为我第一本散文集作序——《家园的最后守望者》。小时候有一件事惊险有趣，欲罢不能，就是黄河发大水时捞河炭。那时，年年夏季，河水泛滥，上游的各种“宝物”或垃圾滚滚而来，水退后我们拐上河滩趴了一滩。小孩儿们跑来跑去捡拾，大人们却忙着捞河炭。突然在一堆软泥里发现一窝炭时，一家人群起而上，锄把锄、铁锨挖、铲子铲，铲到笼子里提到河边洗涮洗涮，倒在干滩里去晾晒。过程紧张热烈，边挖边倒脚，不然几分钟人就陷入到河滩，最后挑炭变成挑人。上游矿山的煤炭经河水冲刷，素净光溜，烧起来银白的火苗“哧哧”直舔锅底，做饭省时省力。过去的事像火种埋在我记忆里，当我琢磨写作时，火苗一下子“哧哧”燃烧起来，由不得人，一锅水要沸腾的架势。我顿悟写作就像捞河炭，生活如汹涌的河水，泥沙俱下，欢乐愁苦交织，河炭与破铜烂铁混搭，写作的笔就是从泥沙中剥离、打捞河炭的锄把。生为大河的女儿，一生没有走出黄河的“掌心”，从吴堡到兰州，终是以河为景，临水而居。河岸、河滩、河山，皆我山河大地。我常常喜爱到这些地方走走看看，享受那种自然、宁静和纯朴的美。我常说，越是亲近土地，亲近自然，人才愈发易表露人的自然属性，才能更自然地释放人的真性情，才能容易尊重大地上的每一个生命，大地无言，草木有心。当我们投以体恤、关注、热爱时，就会获得无与伦比的、纯洁的、安静的快乐或是强烈的心灵震撼。把这些记下来，讲出去，也就愈发靠近了文学。天性使然，我的文字至情至性，由心而发，以散文见长。散文不拘泥题材，不受限长短，我喜欢这真性情的文体。它虽篇幅短小，题材零散，似是不易成气候，却最直呈人的文字功力和文学素养。看那诸子百家流芳于世的名篇，无一不是散文，宏观世界，微察人心，上溯千万年，下追亿万里，恣意纵横，竟是最自由而大众的文体。我认准，真正的艺术是人心天然的刻画，是朴，是真，是一腔不掺杂质的情。散文写作中，我注重立意和真情，觉得对事物有深刻感触，立意鲜明，感情真挚时，直抒胸臆即可，而淡于揣摩技巧。如果没有真情感高立意，技巧再玩得好又有何用呢？当然三样能兼具，将是锦上添花。我感动，我思考，我表达，不枉人间。说来巧合，我已出版的五本书里，三本书名带有月字，《月亮没有爬上来》《月满乡心》《永远的月牙泉》。有人问我的写作为什么与月亮关系密切，其实，中国文人对明月都有天然的情结。海海生活，人人沉重。对业余写作者来说，既想写作，又有繁重的工作、家务，那么一次次对生命的叩问、对生活的感念、对爱情的歌咏，可以说都是在月朗星稀、夜深人静中完成。明月相伴，明月为证，月光氤氲思乡情愫，也点亮我的灵感，赐予我清丽却浩然的穿透力、想象力。它让我在躁动的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美好，让我感悟到在黑暗宇宙中她是那样一个静谧而光明的存在，也启迪我发现人性中的美好。即便背阴处的丁香也能开出五月的花朵。每一个生活，每一种遇见，都是此生美丽的缘分。我写作的目的更加明朗——让美好洇染美好，让感动激发感动，让情操熏陶情操。鲁迅先生曾说“从干荔枝的味道，是没法推想鲜荔枝的风味的。”这话成为我注重切身体验和用心感受生活的注脚。作家冯唐的一句话扎在我心，生长多年。他说：“文章般若，千年不朽。如果你要说的东西没有脑浆浸泡、没有心血淋漓，就别写作。”这么多年来，我正是默默地、老牛爬坡式地用脑浆浸泡，用心血淋漓，呈现文字于世界，不歇不休。但求举头仰望之际，不负旷宇间那轮永恒的光明与皎洁。我读鲁迅文学院时，我的导师《民族文学》主编叶梅先生说：“你有生活，你的文字有质感，有温暖的底色。”这句话给予我莫大鼓励，也成为我心里的一盏指示灯。一辈子当记者，职业生涯为我提供了条条深入生活、探观人心的大路小径。矿山、工厂、地震灾害现场、野外地质勘查一线，我自嘲，常处水深火热，有幸欣欣然。我坦言，人生所有的体验、思考、认知，都携带在我穿梭于黄河上下游的生命旅程中，捆绑于大河上下的思想越渡中。此岸、彼岸，人间宽阔，生活浩瀚，拥一支闲笔，得暇时，写写画画，为生活涂别一种色彩；困顿时，作杖当拐，悠悠然向前，向前。

黄土地上望星空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走出“农门”对我个人来说，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命运大转折的机遇。我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辛庄村，上大学之前的19年，一直生活在这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贫困落后的西北农村，高中两年我在县城中学上学，算是唯一的两年“城市”生活了。孩提时代一直与贫困和饥饿相伴随，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今天的我。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最早我是从县宣传部干事佀承军那里听说的。佀承军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吴堡工作的，给我很多帮助。当时还是小道消息，我并没放在心上，觉得自己高中物理化学都没怎么好好学过，怎么可能考上大学呢？佀承军鼓励我说，你可以考文科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学还有“文”“理”之别。后来是那年10月份的一个早晨，我正要出门下地去干活时，从广播里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恢复高考的消息。有线广播，是当时村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我隐隐地觉得，也许自己的命运要改变了。机会是不能放过的，但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又时逢秋收农忙季节，当然是没有专门时间复习的。每天，我依然和社员们一起下地搞秋收，只能抓住在田间地头休息的时间和晚上煤油灯下看两眼书，真正的临阵磨枪！直到考前十多天，在父母家人的支持下，我才不再下地干活，有较多的时间学习。辛庄村老照片（1984）考试是在离县城二三十里的任家沟中学进行的。坐在考场教室里，我才真正意识到考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心情反倒放松了。当年高考试卷由各省命题，现在看来，那年的考题实在简单得可笑，但有些题我却好像闻所未闻，只能“跟着感觉走”。比如地理考中国的风季特征，我就答西北风东南风什么的；语文考翻译文言文《愚公移山》，我就按照“文革”时妇孺皆知的毛泽东的《愚公移山》答题。分数线公布了，我的考分过了录取线，这算过了第一关！填报志愿时，我的基本原则是考上就好，所以先填那些最有希望被录取的学校。第一志愿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据说它是西北最好的综合大学；第二志愿是延安大学中文系，在本地招生比较多；第三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因为给县里的广播电台写过通讯稿，以为自己可以当采编。填完这三个志愿，申请表上还空了一格，不知道填什么，就随手写下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几个字。把北京大学作为上大学的“第四志愿”，我可能是唯一的考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十七年后的1994年，我会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老师。没机会在北大上学，来北大当老师也不错！体检、政审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当年考试成绩对个人是保密的，我也找不到关系打听自己的成绩。听说过线的考生中三个里才能录取一个，成绩是参考，政审、关系很重要。我没有关系可找，外祖父又有政治污点（当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长”，文革时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也不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只能听天由命了！春节过罢的正月里，我整天和村里同龄的朋友们打扑克玩耍，但心里是焦虑的。正月十五已过了好几天，也没等来什么录取通知，我由焦虑变成绝望，不再打扑克了，又开始背着书包下地干活，一有空就找安静的地方看书，准备下一年再考。有人用讥讽的口气问我没有考上还看什么书啊，我就说考不上慢慢考呗。突然有一天，我在地里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时，母亲说，村里接到省里的电话，通知我考上大学了。大学已经开学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原来，是年龄偏大的没有被录取的“老三届”考生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中央即下发了扩大招生的文件，主要从大龄和原来政审有问题的高分考生里招生。我虽然不是“老三届”，但搭了他们的便车，有幸被录取了。能上大学自然是高兴的，我一边交接自己手上的生产队会计工作，一边到外婆舅舅家里去告别。报到的日子是4月20日。临行前，亲戚朋友们五毛一块的凑了二三十块钱给我上学用。全村人都来送行，家里用小米年糕、萝卜白菜粉条大烩菜招待大家吃了一顿。本来此时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蔬菜之类的更是奇缺，好在母亲一直坚信我能考上，早就有所准备。读书在西安那个时候，从吴堡老家去西安上学，交通很不方便，要从县城坐一天的长途汽车到山西介休，然后再从介休搭上过路的火车到西安。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坐公共汽车，一切都很新鲜。西北大学校园我被录取到西北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这个专业是伴随着这次扩招而诞生的，所以班上的五十名学生全是扩招进来的，年龄大的同学较多，最大的长我14岁，有不少是带工资上学的。我后来得知，当年西北大学决定设立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后，何炼成老师带着“八大金刚”（系里仅有的八位老师），坐在省招生办的水泥地板上，沙里淘金一样从一大堆落选的考生中挑出了50位。现在想起来真感到后怕，如果当时扩招的名额不是50个而是40个，我也许就没那么幸运了。我的高考志愿里没有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但说起来我还是有点“专业知识”的，这源于高中毕业时，政治课老师李务滋送给我一本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看过这本书，当时并不能完全看懂，但觉得里边讲的东西蛮有意思。李务滋老师送我这本书的时候，当然并不知道我会走上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但冥冥之中似乎包含着她对我的期待，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今天我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读过的经济学书籍数不胜数，但我始终不会忘记，我读的第一本经济学书是高中的李务滋老师送我的。大学考到了这样一个专业，教我们的又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何炼成老师，他讲课条理清楚，语言生动，我很快就喜欢上这个专业，所以学得比较好，各门课考分都很高，单科都在前三名，总分当之无愧是第一。刚入校时，我在同学里算是比较“土”的，普通话说不好，穿的布鞋、衣服都是母亲手工制作的，在那些有钱的城里来的同学面前，免不了有些自卑，但优异的学习成绩为我赢得了尊重。我现在也常常会对学生说：人不要自卑，好好做自己的事，只要你自强不息，是会赢得尊重的。记得第一学期，何老师经常组织同学们讨论，每次讨论安排一位同学主讲，其他同学提问。主讲实际上是让学生自己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第一次主讲大概在开学后二三周，讲的内容是关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举的例子是绵羊与斧头。尽管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陕北方言重，同学们反映还不错，何老师也表扬了我。还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陕北农村收入分配的短文，何老师写的批语建议我向报纸投稿。尽管我并没有投，但他的批语使我备受鼓舞。何老师是一位很有远见的老师。他很早就认识到数学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从我们77级开始，就安排了数学必修课，而且是一学年的课程，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讲课老师。在当时中国大学里的经济系，这是少有的。我上研究生之后，他还鼓励我去选修数学系和物理系的数学课。我今天能使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学问题，与何老师的远见分不开。在学生宿舍（1979年10月）大学四年，我的日子过得清贫而充实。四年里，除了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和元旦，学校发餐券改善伙食，我从来没有自己买过有肉的菜，每顿饭都是选最便宜的菜买，有1毛的不买1毛5分的，有5分的不买1毛的。但每次寒暑假回家，我都会用从助学金中省下来的钱买两样东西带回去：一箱挂面，一袋白面。我希望以此能改善一下我父母的生活。大学期间我最心疼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跟张兴祥同学打赌：习仲勋是不是陕北人？我输了，因为习仲勋虽然在陕北闹革命，但是富平县人，富平属于渭南，不是陕北。结果我请他在学校旁边的边家村吃了顿饺子，花了八毛钱。大学的同班同学是令人难忘的。班里绝大部分同学比我年长，属于大哥大姐，对我爱护有加。他们也比我见多识广，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在生活习惯上能从一个农村人变得像个“城里人”，很大程度上受到田丰同学的点拨。他18岁自愿从北京到延安插队，入学前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读过很多中外名著，又为人仗义，很让我崇拜。我曾跟随他每天在厕所的水房洗冷水澡，因为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意志，只是我没有能坚持下来。他曾两次长途跋涉到我们村看望我父母，让我感动不已。同宿舍的刘宗昌同学是名符其实的老大哥。他对我的关心确实无微不至，从生活细节到课程学习，都给我许多指点。他逻辑思维严谨，文字功底也很好，据说曾经是陕西省写作班子的成员。记得每次考试前，我们俩人都要一起讨论每个复习题的答案要点，我能考出好成绩，与他的帮助分不开。他为人“正经”，但思想开放，至今一直关注我发表的东西。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时，我们俩仍然讨论严肃的学术问题。他说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坛上讲“语言腐败”问题时没有放开。我说，岂只没有放开，我是越讲越害怕啊。1981年秋，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选择报考何炼成老师的研究生。决定考研，并不是我已经有了做一名经济学家的志向，而是因为当时毕业生的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这就意味着我要被分配到陕北老家去，这是我不愿意的，所以考研的动力还是比较大的。我如愿以偿。真正考上研究生以后，我才觉得自己是可以做点学问的，以后就没有再想着干别的工作。这与一次机遇有关。1982年2月开学不久，“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举行，西北大学是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负责会务的后勤工作，我作为西北大学研究生被指派在车站接人，并担任“理论组”的秘书工作。参加这次议会的正式代表都是当时全国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我由此结识其中的几位。记得理论组组长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钱志强教授，副组长是铁道部研究院的茅于轼先生。这个组的组员还有杨小凯、王国乡等人。茅于轼、杨小凯和王国乡都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他们的经济学都是在劳改场或监狱里自学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讲的东西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出身的人非常不同，让我眼界大开，由此改变了我的读书方向，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我印象非常深刻，茅于轼在小组会上讲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杨小凯讲的是他的分工理论，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受他们的启发，小组会上我也做过几次即兴发言。我发表的观点得到茅于轼等人的赞许。当需要选拔一个人代表小组在大会发言时，他们都推荐了我。这对刚入读研究生的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轰动”，这给我了很大的自信。但我的发言既得到许多人的赞许，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特别是，我说话语气没有掌握好，冒犯了一些人。事后，茅于轼先生帮助做调解工作，化解了矛盾。这次会上与茅于轼、杨小凯等人的相识，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一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我就决定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现在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尽管我的研究生专业是政治经济学。由于西北大学经济系没有科班出身的西方经济学老师，我就组织了一个六人读书班，成员包括经济系研究生和青年教员，还有一位数学系的高年级学生（后来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我自己一边自学，一边自告奋勇给读书班的其他成员授课。为了当一个合格的“老师”，我必须对教科书上的每一个公式、每一条曲线、每一个定理进行严格的数学推导，这让我受益匪浅，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当老师。在刘承思老师家合影（右一是同班同学王连翔）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和刘承思老师的关系。刘承思老师没有上过大学，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著名“资本论专家”，也是一位书法家。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重庆的银行当职员，1950年被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聘请到西北大学任教，1958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彻底平反后，又回到经济系任教。由于身体受到摧残，刘承思老师不讲大课，所以我在本科期间没有上过他的课，也不认识他。我上研究生之后，他是我的《资本论》专业课老师，每次上课都是我去他家里，他用问问题的方式考察我对《资本论》某一章某一节的理解。我满脑子都是“西方经济学”，最初非常担心冒犯他。我知道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马克思是他心目中的“神”，曾有一个研究生因为不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被他判《资本论》课“不及格”，被迫退学（也许传言有误）。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刘承思老师虽然信念坚定，但思想开放，对学生很宽容，喜欢与学生辩论，我们之间可以说无话不谈，成了“忘年交”。我虽然“离经叛道”，《资本论》专业课还是得了高分（记不清是不是满分）。我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后，还与他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每次回西安都会去看望他。他曾多次委托我代他看望他的老朋友端木蕻良先生。我至今保存着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刘承思老师1999年12月去世后，他儿子刘谦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把我给他写的所有信件都整整齐齐放在一个纸盒子里。这让我感动不已。《为“钱”正名》风波自上研究生之后，我变得越来越“离经叛道”，对当时流行的许多观念开始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终于，麻烦来了。1983年5月15日，我与经济系团总支书记杨德生在他办公室聊天，他桌子上有张5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上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报道引起了我的好奇，报道的标题是：首都个体户青年座谈反对“向钱看”。我觉得这个报道非常耐人寻味。当个体户不就是想赚钱么，为什么还要反对“向钱看”？这个报道让我感到，“钱”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还是负面形象，这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要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改变人们对“钱”的观念。记得我当时还和杨德生争论了一会。争论刺激了我。当天晚上，我一气呵成四千多字文章：《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我在文章中写到：“在商品经济下，钱是社会的奖章，得到钱，意味着你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你完成了社会分工所赋予你的任务，社会对你予以嘉奖······获得钱，类似荣获战场上的英雄纪念奖章。”我还写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几千年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也来一个根本性转变”。第二天，我就把文章用挂号信寄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文章寄出去后，长时间石沉大海，我几乎把这事忘了。突然，1983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第4版把文章发出来了，还加了编者按：“张维迎同志投来的稿子，原文较长，这里只摘登其中的几节，其中就‘向钱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呢？欢迎大家讨论。”文章发表的消息是别人告诉我的。说实话，听到自己的稿子发表了，我当时还是很兴奋的。一则，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二则，发表时还加了“编者按”，说明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青年报》最初是每周发一版讨论文章，讨论文章有赞成我的观点的，也有反对我的观点的。在我看来，反对者的观点都是些陈词滥调，不值一驳。但没过多久，事情起了变化。10月中旬，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反精神污染”在全国展开。据说，我的文章被列入“精神污染”的名单中；在陕西省，我是全省“八大精神污染分子”之一（无从考证）。《中国青年报》的“讨论”实际上变成了“批判”，“讨论”的频率由每周一次，变成每周两次。《光明日报》也加入“讨论”，《陕西日报》当然也不可能放过这个“重点”议题。不仅我本人有压力，西北大学校领导和经济系领导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至于上面是如何给学校施压的，我其实并不清楚。我只知道，学校决定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开展《“向钱看”对不对》大讨论，《西北大学（校刊）》开辟了讨论专栏；经济系师生也召开了七八次“讨论会”，每个班都得参加。其中有些会议我参加了，但大部分会议我没有参加。校研究生处处长薛瑞华老师当时因病住院，把我叫到医院病床前，以慈母般的心肠对我说：维迎啊，我心里好难过，咱们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党把我们培养成大学生，又上了研究生，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啊！薛老师为人善良，对我一直关怀备至，我给她惹麻烦了，觉得很对不起她。承受压力最大的应该是何炼成老师。毕竟，我是他的研究生，我的问题他是有责任的。他经过多次政治运动，也挨过批，深知过关不易。据说在他的课堂上，何老师第一次提到我的文章时，只淡淡地说：“张维迎发表了一篇文章，影响很大。”第二次课上，他说：“看来这篇文章有些问题。”第三次课堂上，他很严肃地说：“问题很严重！”他后来在《陕西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从理论上说我的观点不对，没有上纲上线。我知道他没有选择。何老师在和我私下谈话时，从来没有给我压力，反倒劝我不要有心里负担，有错改了就好。何老师其实是个护犊的人，后来我在北大遇到麻烦时，他还曾给校长写过信。据说风波期间，经济系研究生培养小组曾就这件事给学校和省教育局写过一份报告，总结研究生培养中的经验教训，我是负面典型，其中一条教训是“对研究生疏于管理”。我在发表《为“钱”正名》时，署了“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因此在这次风波中，系里做了一条规定：以后研究生发表论文，如果要署校系名，必须得到批准。有意思的是，1984年6月27日《经济日报》头版发表了我与侯耀军合写的《经济改革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文，文末注明作者的年龄，但没有注明工作单位，因为我知道注明单位需要单位批准。这篇文章被当天早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报刊文章摘要”播了，反响强烈。有领导问我：你怎么没有署上咱“西北大学”？我说投稿时没有经过批准。这场风波的了结需要我最后表态。我当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可能被迫中断研究生学业，也确实有人给过我这样的警告（善意的）。但校领导在处理上还是很慎重的。当时的党委书记郭琦（前任校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革命、哲学家，“文革”中曾挨过整，思想开明，也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他说我的文章是“带学术性的认识问题”，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而产生的一种片面认识”，不是政治问题，讨论是为了帮助我提高认识，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不能扣帽子、打棍子，不要急于处理人。他与我谈过几次话，要我不要急于表态，认识到哪一步就说到哪一步，不要说违心的话。凭他的政治经验，他大概预料这件事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的“检查”经过多次修改，在得到校系领导认可后，于1983年12月20日在《西北大学（校刊）》发表，后来又在《陕西日报》上刊出。我的“检查”发表后，学校领导随即宣布这场讨论告一段落，让我继续安心学习。三个月之后的1984年3月30日，《西北大学（校刊）》发表了校党委宣传部写的关于这场讨论总结文章《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此时大气候已有所变化，这篇总结性文章非常温和。1984年六七月间，我在北京期间曾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打过一个电话，问他们当时发表我的文章是不是专供“批判”用，对方说不是，只是正常的讨论。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收到稿费，还以为是“供批判用”的文章没有稿费。几天之后，我从邮件收到20元的稿费。告别西安我研究生毕业后来北京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钱”正名》风波促成的。一则，风波期间的讨论会上，看到那么多老师和同学如此严肃认真地批评我，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尽管我知道他们也是爱护我。二则，这场风波让我出了名，由此结识了一些北京的朋友，我与他们很谈得来，他们也认可我。这些朋友有的是“农村发展组”的，有的是国家体改委的，也有《经济日报》的。他们说我应该来北京工作，并愿意帮我联系工作单位。1984年春季开学后，经导师同意，我来到北京，一边准备硕士论文的写作，一边联系工作单位。我原来很希望去“农村发展组”工作，那是我心中的“圣地”，他们也愿意接收我。但“农发组”当时还挂靠在社科院农村所，没有行政级别，从外地的地方大学接收一个研究生不容易解决户口问题。刚好，当时体改委的高尚全先生正在受命组织“体改所”，经石小敏引荐，高尚全先生见了我，愿意接收我，并随后派人去西北大学对我做了“外调”。在北京写论文期间，我与茅于轼、宋国青等人交往密切，他们二人对价格的洞见给我很大启发，我决定把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作为我硕士论文的选题。1984年4月21日，我写完了《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经茅于轼推荐，刊印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专家建议》（1984年6月出刊）。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我以此文入选“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研讨会”代表，这次会议于1984年9月上旬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故俗称“莫干山会议”。参加莫干山会议的陕西代表共5人，我是其中之一。会议期间，我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引起激烈争论，彻底改变了价格改革的思路。我也由此成为会上的“热点人物”，也算是为西北大学争了光。所以，1985年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培养小组又写了个“经验报告”，与上一次不同，这一次，我成为 “用民主的方法培养研究生”的正面典型。莫干山会议后，我就回到西安，集中精力修改硕士论文。期间，我还曾在西北大学、陕西师大、陕西财经学院、陕西社科院等院校就《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作过几场演讲。我提出的“十大观念转变”，可以说是《为“钱”正名》一文思想的深化，但此时正是钟摆偏向另一侧，我没有遇到麻烦。不仅没有遇到麻烦，而且备受欢迎。我的演讲稿被到处转载。1984年12月6日上午，我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同样的观点，在一年前是不可能顺利通过的。1984年12月28日，我告别西安，来到北京，成为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也从此成为一个北京人。硕士论文答辩（1984年12月6日）人生也许真的是阴差阳错，不太好精心设计。在每一个关节点上，我们都会面临很多岔路口，当时几乎浑然不觉，只是事后回忆起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线索可循，而这样的线索也或多或少与不同的人物有关。我上大学，只是偶然。如果不是邓小平决定1977年恢复高考，我可能至今仍然是一个陕北农民，或者在某个城市游荡的“农民工”。我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更是偶然。我的高考志愿里根本没有填写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如果不是何炼成教授利用扩招机会创办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我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经济学者。如果不是1982年春天碰到了茅于轼和杨小凯，我的经济学思想也许会与现在大不相同。我来北京工作，也是偶然。如果不是《为“钱”正名》一文引起的风波，我可能不会动离开西安的念头。如果不是高尚全先生受命于1984年创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我可能没有机会来北京工作。那样的话，我现在就是一个西安人。我在西安学习、生活了7年。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7年，奠定我学术生涯基础的7年。我是西安的一个过客，我没资格说我是西安人，但我永远热爱西安，经常想念西安。那里有我美好的记忆，有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亲朋好友。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西安，真的让人怀念！

百廿求索路，奋进“双一流”。120年来，一代代太原理工人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破解创新发展难题，在重大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为推进科技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贡献了“太原理工力量”。为喜迎120周年校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太原理工大学微信公众号特开设“百廿太理•科研追梦人”专栏，聚焦在科研领域孜孜求索的太原理工人，彰显他们身上求真务实、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激励新时代太原理工人攻坚克难、接续奋斗。在太原理工大学，提起寇子明教授，无不竖起大拇指！翻开他的简历：“承担了10余项国家及省部级科技项目”“以第一发明人授权国内外专利80多件”“制定全国行业标准3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SCI、EI收录论文60多篇”“出版专著与教材6部”“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让人不禁连连赞叹。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百千万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西省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山西省“三晋学者”特聘教授……头顶诸多耀眼光环的寇子明教授在前不久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彰会上荣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一 勇担责任、不断探索，为煤矿安全生产奉献赤忱丹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研究不仅要追求知识和真理，还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才能实现创新价值、推动社会发展进步。“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于生产实际，做到科技促进生产，形成产、学、研、用的良性互动。”这是寇子明坚定的科研理念。作为矿山机械及其自动化学科带头人，为保障深井提升技术系统安全运行，寇子明发明了永磁外转子提升机及其安全高效运维成套技术与装备，改变了传统的驱动方式，突破了因传动环节多引起的效率与可靠性低的“卡脖子”技术，开创了矿井提升机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实现了我国永磁电机内装式矿井提升机关键技术与装备的跨越式发展，荣获2021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技一等奖，打破了国外公司长期对矿山装备核心部件和关键工艺的市场垄断，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与传统提升机相比，总效率提高23%以上，噪音降低20%以上，占地面积减少1/3，节能30%以上。”寇子明说，要用先进的技术使工业生产中的安全问题减少的同时还要有明显的节能效果。这项成果目前已在国内外煤炭生产、煤机制造等企业得到推广应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贡献了微薄之力。二献身科研、保持活力，带团队致力创新填补国内空白。“科研必须面对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展开。”寇子明说，要让科学技术更好地促进生产，必须走出实验室，深入生产一线，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寇子明的创新团队把学校、设计院、企业等多方面的优秀人才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复合型科研队伍。一直以来，寇子明和他的团队面向社会需求，协同相关企业形成大型的系统创新联盟，脚踏实地、持续攻关，几乎每一项科研项目都源自生产一线，源于他们对生产现场的深入了解。当了解到在长距离、高速、重载倾斜运输过程中，具有一定张力的胶带在承载所有物料的同时，还要与滚筒、托辊等传动部件互相作用，产生周期性的交变应力和应变，不合理的启停控制及在突然断电或紧急制动过程中，在冲击载荷与重力势能作用下，极易产生胶带的损坏，严重时发生断带等恶性事故这一问题时，寇子明带领团队研发了带式输送机断带抓捕与更换关键技术与装备，针对损带、断带、跑带问题，应用系统动力学、广义优化、模糊控制等理论和方法，在带式输送机启停控制与制动可靠性、运行过程中的断带识别与有效抓捕、换带过程的安全高效连续作业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项目荣获2018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技术发明）二等奖。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用砂轮切割皮带时火花四溅，费事费力，污染严重，寇子明决心要解决这一问题。经过反复研究，反复实验，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液压冷剪技术的诞生让这一难题迎刃而解，2分钟完成了之前需要40分钟才能完成的工作，安全又无污染，及大地改善了生产环境和生产条件。寇子明常说，科研因问题而存在，搞科研要根据需求进行研究，要面向国家需求、社会需求、生产需求而研究。“用于重载深井提升机首绳更换装置及其更换方法”解决了原有技术中存在的节流损失较大，送绳油缸空行程导致液压系统油温上升较快以及机械冲击等多重问题；“基于能量转换的矿用倾斜带式输送机防抱死安全制动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空白；“矿井提升系统安全运行关键技术及装备”打破了国外相关技术和产品的垄断；发明了液压激振装置、“雾柱”高效降尘装备和技术；提出了深井排水多参数安全节能复合控制系统；…………多项技术和产品已广泛应用到国内外，对推动行业科技进步和科技活动国际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生产实践中能用、好用才是科研创新的最高境界。”本着解决问题、可靠实用的原则，寇子明带领他的团队走出研究室、走下矿井，推出一项又一项科研成果，承担了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成功解决制约煤矿安全生产和改善矿区生态环境的多项关键技术，在他的带领下，团队师生都是实战能手、解决问题的专家。三为人之师、不辱使命，用心育人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心怀责任、勇于创新、甘于奉献。”这是学生对寇老师的评价。多年来，寇子明始终坚守教学科研一线，倾心育人，潜心学术，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教师的爱与责任，努力做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科研要与人才培养高度结合。”寇子明认为，科研的过程也是成长的过程，他一直将培养高素质实用人才和推动科技进步作为人民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的重要责任。他把师生看作平等的学习伙伴，引导学生养成追求卓越的人生态度和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独立思考的精神品质；他激励学生要有梦想，勇于创新，不断引导学生从小的发明创造入手，对未知领域大胆探索；他要求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深入结合，除每周去实习基地之外，还带领研究生直击用户，下井调试；他支持研究生助研助教，引导学生学会自立自强，敢于担当；他时常与学生交流谈心，生活上给予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尽可能帮助解决他们学习科研后顾之忧……寇子明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教育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师生。“寇老师看待问题总是有着独到的思考方式，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平时很注重培养我们的创新思维，尤其是在科研中，处处引导激发大家的创造力。” 孙福利是寇子明的研究生，谈起寇老师，“跟寇老师学习、工作、科研，我收获颇丰，不仅获得了专业知识，而且锻炼和提高了各方面的能力。”征途漫漫，唯有奋斗。秉持着那份热忱、踏实、严谨与责任，寇子明教授在教学科研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阔。（转自网络）

张维迎：挂面书记与柳青作品收藏家黄土地上望星空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欢迎关注xinzhuangketang王德烽（右）与张永强（左）黄河流经秦晋大峡谷有一段汹涌澎湃的激流险滩，其壮观气势仅次于壶口瀑布，故被称为“天下黄河第二碛”，简称“二碛”。二碛西岸有一个小县，名吴堡。那就是我的老家。吴堡虽小，却出过一个大作家——柳青，以其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闻名于世。路遥说柳青是他的“文学教父”，陈忠实说柳青是他的“文学导师”。在我看来，了解20世纪的百年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史，三部小说必读：陈忠实的《白鹿原》，柳青的《创业史》，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吴堡有一种特产，叫“手工空心挂面”，曾上过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名扬天下。 柳青生长于寺沟村。寺沟和我们辛庄相距十华里，同属张家山乡。上世纪90年代，从县城通往辛庄的简易公路改道经过寺沟，此后每次回辛庄，我都会在“柳青故里”的石碑前停一停，也多次带着朋友走进柳青出生和生活过的窑洞里参观。今年夏天再次路过寺沟，刚刚落成的“柳青文化园”，给我新的惊奇。说是柳青文化园，实际上是柳青文学村，它让寺沟的老窑旧院、石阶石墙，成了文学的载体，游人来到这里，从一个院子走向另一个院子，从一孔窑走到另一孔窑，如同行走于文学的世界。说是柳青文学村，其实是陕西作家村。这里不仅有柳青文学馆，而且有路遥文学馆，陈忠实文学馆，贾平凹文学馆，等等，500多名陕西知名作家的作品在这里相聚。说是陕西文学村，其实也是中国文学村，因为这几位陕西文学家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标志性人物。 吴堡手工空心挂面上《舌尖上的中国》，许多人误以为是我在背后做了工作。其实，这事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是在央视播出后才知道的。但我熟悉这两件事情的幕后英雄，一对搭档，办了两件大事情。我必须写写他们。挂面书记王德烽王德烽出身农家，两岁丧父，靠母亲一手拉扯大，中学毕业考入绥德师院，师院毕业后先在一所小学任教，一年半后调任乡教育专干，29岁就被任命为薛下村乡乡长，也算是光宗耀祖了。但走仕途不像登石阶，步步高升。德烽当乡长5年后，既没有升任书记，也没有调回县城在某个职能部门任局长，而是被调到条件更差的张家山乡任乡长。这让他没想到。张家山乡地处全县最北边，号称“吴堡的内蒙古”，生活艰苦，交通不便，是全县十个乡镇中干部们最不愿意去的乡。接到调令后，德烽很不开心，捂着被子蒙头睡了一整天。但共产党的干部，调令下了，只能服从，别无选择，何况自己“上边没人”，闹情绪会使自己未来的处境更糟。这一点德烽很明白。德烽是2006年9月到张家山乡上任的，当时全乡正在根据县政府的部署，搞村村通公路。通公路涉及拆迁、土地调整、资金安排等多方面的问题，矛盾重重，他必须挨村甚至挨户走访，做细致的疏通工作。转眼半年过去了。一天早晨，德烽来到冉沟村，看到一位70多岁的老人正在晾挂面，眼睛一亮。那一挂挂挂在屋檐下的挂面，如同水帘柱从天而降，是他见过的最美景色。他小时候生病，母亲会给他煮一小撮（手工）挂面吃，但他从来没有见过制作挂面的场景，也多年没有吃手工挂面了。张家山乡是挂面之乡，他早有所闻，但来这里半年多，他才第一次见到做挂面。挂面让王德烽眼睛发亮 |张永强摄德烽和老人攀谈起来。老人姓霍，一看乡长对挂面有兴趣，两眼放光，滔滔不绝地讲起挂面的制作工艺和自己做挂面的故事，德烽听得入神。冉沟曾是远近有名的挂面村，全村没有一户人家不会做挂面。但自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吃挂面越来越少，做挂面不赚钱了，曾经的挂面村风光不再。老人告诉德烽，他家在他以上五代人都是做挂面的，但儿子们不做了，外出打工去了。他和老伴在家，偶然做点挂面是为了自己解馋，不是为了卖钱，有时亲戚朋友需要，也给做点。谈到以后再也没人做挂面了，老人连声叹息，长时间无语。说话间已到午饭时节，老俩口要留他吃饭，德烽也没有推辞。两大碗“清汤挂面荷包蛋”下肚，德烽说，这手工挂面确实好吃，比他小时候吃的挂面还好，劲道、耐嚼、口爽，吃到肚里舒服。他后来把老人的挂面命名为“老霍家手工挂面”。 吃过挂面，德烽说想看看做挂面的全过程。老人说：“从开始和面到最后切割包装总共12道工序，耗时将近24个小时，你有这耐心？”“有！”“那就等我下次再做的时候你来吧！”但德烽心急，没过多久，就催着老人做，还请来了县电视台的摄影记者张永强，想把做挂面的全过程拍下来。他觉得，即使手工挂面这个传统手艺今后消失了，也应该留下点资料给后人。70多岁的老人拗不过34岁的乡长。选了个好天气，一个做，一个看，一个拍。德烽体会到，做挂面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一晚上起来好几次，睡不成一个囫囵觉，每道工序都需要精心操作，稍有疏忽，就前功尽弃。正当老人准备将挂面下架时，一阵狂风袭来，把一挂挂晾干的挂面刮落在地。这一次的挂面，算白做了。老人很沮丧。德烽帮助老人把散落在院子里的挂面收拾起来，离开了，心里满是歉疚。他想，应该帮助老人解决做挂面时的防风、防尘、防雨问题。这也成为他后来发展挂面产业时，首先着手帮助挂面户解决的问题。德烽由此迷上了做挂面。在这期间，他还走访了其他几家会做挂面的农户。他有了个想法：应该让手工挂面起死回生。一来，手工挂面工艺应该算得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保护，不能让它就此消失。二来，他算了一笔账，做挂面进入门槛低，不需要大的投入，适合留在农村的人发家致富。2008年，王德烽被提升为乡党委书记，开始大刀阔斧地做起了手工挂面产业梦。他挨家挨户游说会做挂面的人做挂面。但挂面户担心的是，做那么多挂面卖给谁？德烽拍着胸脯说：你们只管做，卖的事我负责。既然乡党委书记负责卖，就有人开始做了。但德烽对怎么销售挂面心中没数。他首先想到的是，让张永强利用电视台宣传手工挂面。2007年9月，张永强制作的“张家山手工挂面专题片”在县电视台“魅力吴堡”栏目播出，之后又相继在榆林电视台和陕西电视台相关栏目播出。手工挂面上电视，使得德烽成为全县曝光率最高的官员，也使他成为全县干部议论的中心。有些人说王德烽爱出风头，不是一个干正事的。但这些风言风语没有动摇他对挂面产业的执着。他在张家山乡一待就整整12年，两年乡长，十年乡党委书记，这是少有的。但他无怨无悔。不论张永强的挂面专题片对德烽的仕途产生了什么影响，吴堡的手工挂面在全市和全省出名了。看过挂面专题片的人感到，不吃张家山乡的手工挂面，就对不起自己的胃。有张永强这样的记者帮忙，在电视上造声势似乎不是什么难事，但挂面还得一把一把地卖。王德烽没有把东西卖出去的经验，只有把东西送出去的经历。他想到，如果手工挂面作为礼品送，就不会积压在挂面户的手里，自己在挂面户面前也就没有食言。当时上级部门来乡上考察工作，走的时候乡政府的惯常做法是，给每人2包芙蓉王烟（一车一条）。德烽算了一下，2包芙蓉王烟24元，和6斤手工挂面的价格差不多，就决定乡政府的礼品，由芙蓉王烟改成手工挂面。当然，作为礼品送出去的挂面毕竟有限。好在开始的时候，被他忽悠做挂面的人并不多，也就没有造成积压。但随着乡政府对挂面户资助力度的增大，做挂面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有些本来出外打工的年轻人也回村学做挂面了，挂面的销售就越来越成为问题。德烽犯愁了。愁得睡不好觉，吃不下饭，逢人见面，言必称挂面，似乎卖挂面成了他的专职工作，自使用微信后，他微信的头像就是挂面，因而得了个“挂面书记”的绰号。德烽无论去哪里吃饭，后车厢总是放着几把挂面，吃到最后，他就要大家尝他的挂面。有时候厨师不会煮挂面，或者他担心厨师煮不好，就自己下厨动手煮。2008年中秋节我回村里时，德烽提着几盒包装精致的挂面来见我，说我认识的人多，能不能帮他找到好的销售渠道。我很敬佩他的执着，因为我觉得把自己正在做的事说得两眼放光的人，一定是有信念的人。可惜我一介书生，帮不了他的忙。后来他多次带着挂面来北京见我，我把挂面送给一些朋友，吃过的都说好吃。每次吃他送的挂面，我总觉得欠他点什么。有一次，我终于想到了物美连锁超市，就把他介绍给物美老总张斌。张斌很热情，说只要质量好，愿意帮忙，但一则由于当时生产的手工挂面还没有取得食品合格证，二则如果真进入超市，产量又供不上，只好作罢。德烽带着挂面参加各种各样的博览会，有时会有意外收获。他一直想给手工挂面起个响亮的名字。在首届“榆林煤博会”上，陕西省副省长吴登昌走到吴堡展台，拿起一把挂面仔细端详了一番，说“哦，是空心的”。德烽突然有了灵感！从此，“手工空心挂面”就成为吴堡手工挂面的标准称谓。其实，在此之前，德烽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手工挂面是空心的，插在水里能吹出气泡。2017年夏，我带周其仁、卢锋和黄益平三位同事到辛庄，他们三位很好奇：挂面为什么是空心的？德烽解释了半天，到底也没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我的解释是：“工（功）到自然空”。王德烽(中)向周其仁等讲解挂面的制作有一年，德烽带着挂面去银川参加“一带一路”展销会，巨大的展厅里展位很多，但客人很少，等了好半天，他的挂面展位无人问津。怎么办？干脆吆喝吧！他突然扯开嗓子唱起了陕北民歌《泪蛋蛋泡在沙蒿蒿林》，接下来又唱了《赶牲灵》和《圪梁梁》。陕北民歌好听，他的嗓音也不错，唱到第三首时，全展厅的客人几乎都被吸引到他的挂面展位，挂面卖出去一大半。买挂面的居然有外国人，德烽好开心。他觉得，这也应该算走出“国门”吧。 德烽还曾到深圳等地推销挂面。他让挂面师傅跟着他，现场示范挂面制作，他自己当助手，结果还真谈成了几个合作协议。在挂面的销售上，张永强确实帮了王德烽的大忙。除了制作电视专题片，张永强自己也做起了挂面生意。在挂面2元5角一斤都没人收购，王德烽急得火烧眉毛的时候，张永强注册了“吴堡县张家山乡老张家手工挂面专业合作社”和“柳青故里”挂面品牌。他以4.5元一斤的价格从挂面户收购挂面，然后装在精美的礼品盒里出售。每盒4斤（分成10把），售价88元，卖得很不错，连县上接待送礼都要张永强直接供货。张永强销售挂面赚了不少钱。不过，他的钱都用于柳青图书作品收藏了。柳青作品收藏家张永强张永强生于1975年，比王德烽小两岁。在德烽开始做“手工挂面梦”的时候，永强开始做另外一个梦。机缘巧合，两个梦让二人携起手来，或者说，有了相互利用的机会。2006年7月2日，是柳青90华诞。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带着张永强来到寺沟，制作一个纪念柳青的专题片。拍摄到最后，需要一些柳青作品的影像素材，但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让永强感到非常遗憾，甚至有些愧疚。他萌生了一个念头。永强的母亲是寺沟人，他的外祖父与柳青是小学同学。永强出生后不到半个月，就被送到外婆家，直到小学二年级才回到县城父母身边。外公曾给他讲过柳青小时候的故事，他记忆犹新。这么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他的家乡居然找不到他的作品！永强的心情难以平静。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搜集柳青的作品，并搞一个柳青文学馆。但收藏柳青作品是需要花钱的。作为县电视台的记者，永强当时只有微薄的工资，还得养家糊口。在榆林市古旧书店一次花了100多元，买下6本柳青的作品后，他就感到力不从心。他想到应该找个出钱的主。所以当王德烽找他拍摄挂面专题片时，他觉得像遇到了救星。他对德烽说，张家山乡作为柳青的故乡，应该建一个柳青文学馆，把柳青变成张家山乡的一张名片。“我帮你宣传挂面，你替我收藏柳青，如何？”德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就应承了下来。有德烽出钱，永强买书就无所顾忌了。永强不知情的是，乡政府没有这笔预算，德烽其实是自掏腰包，让永强买书。永强日夜在旧书网站搜寻，频繁地奔波于榆林和西安的各个古旧书店，甚至专程跑过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报国寺旧书市场。无论在哪里，见到柳青的书，他就眼睛发亮，一定买断，自己夹扒下几本，把其他的交给德烽报销。陕北话“夹扒”，是克扣的意思。但慢慢地，永强变心了，有了强烈的占有欲。他已通过卖挂面积累了几万元的资金。自己有钱了，有希望成为“柳青收藏第一人”，何必让王德烽分享殊荣？他决定甩开德烽自己干。但他没有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德烽，德烽长时间蒙在鼓里。但永强还是低估了实现目标的代价。他原以为，柳青出版的小说并不多，不过就《创业史》、《铜墙铁壁》、《种谷记》等几本，各种版本加起来估计也就几十种，有几万元、最多十几万元就够了。但他很快就发现，要实现“柳青收藏第一人”的目标，需要收藏的东西超出自己的想象。旧书市场上不时冒出他不曾听说的东西，不仅有各种版本的书，还有杂志、文献、手稿、报纸、照片，甚至稿费单，等等。除了中文的，还有多种外文版本。每收藏一件常常牵出另一个线索，像进入一个无底洞，永远看不到尽头。收藏真是一种奇怪的行为，一旦有了目标，就会上瘾；一旦上瘾，就难以自拔。而且，每一件新的、未到手的发现，似乎都比原有的更有价值。这与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不符。比如，柳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共出版过18个版本，永强觉得，缺少任何一个版本，就像只收藏了一半。因此，他总是愿意为新发现的版本支付更高的价格，一直到18个版本收全为止。在收藏过程中，永强觉得，仅仅收藏柳青不够，还应该收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因为这三个人都受到柳青的影响。很快，他又觉得，仅仅收藏柳青、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也不够，应该收藏所有陕西知名作家的作品。这样，永强的目标就由“柳青收藏第一人”演化成“陕西文学收藏第一人”！永强在图书收藏圈的名气越来越大。许多人知道，吴堡有个张永强，专门收藏陕西作家的书，特别是柳青的作品和文献资料，有货必买，贵贱不论。这样，许多人愿意主动联系他，给他提供信息。这意味着，花钱的机会越来越多。 结果是，永强把自己的财务状况搞得一塌糊涂。卖挂面赚得钱花光了，工资搭进去了，他就高息借债。我曾看过他保存的几张借条，借款数目五万、九万、十万不等，账期有三月的，也有一年的，月息都在1.5至2分之间，上面不仅有他本人的名字，还有担保人，按着红红的手印，让我想起了“杨白劳”。自着迷收藏以来，逢年过节，永强没有给父母买过一件礼物。他与前妻生的小儿子完全交给父母养活。2014年他第二次结婚时的房子，是未婚妻用自己的11万元积蓄购置。幸运的是，结婚之前，他没有资格动未婚妻的钱。首次拜见岳父岳母，提亲的礼物还是妻子替他买的。有段时间，生活太窘迫，连吃饭的钱也没有，永强曾考虑把自己的收藏转手卖了，但终究下不了决心。实在舍不得。张永强和夫人杨晓娜在他的收藏室永强给我讲他的收藏故事时，时而兴奋得手舞足蹈，时而难过得捶胸顿足，不时地冒出一句：那时候我太恓惶了。2011年11月，有人在网上拍卖柳青1960年首版《创业史》上下册硬皮精装本，售价3000元，当永强准备好钱的时候，书已被内蒙古的一位收藏者以3580元的价格买走了。他悔恨自己出手太慢，设法联系到该书友，说自己是“柳青的外孙”（按辈分没错），正在搜集柳青的作品，在《创业史》的所有版本中，唯独缺少这套，希望对方把这套书转卖给他。经过反复沟通，对方同意以1万元的价格把书转给他，永强激动得热泪盈眶。据了解，这个硬装版本只印过200套，是专送重要人物的，目前国内仅发现四套。2015年6月，张永强得到消息，北京报国寺将在下周举办全国红色报纸收藏展，一个收藏家手中有六张1946年前出版的《解放日报》，上面刊登有柳青的多篇文章，包括《王老婆山上的英雄》、《废物》、《被侮辱的女人》、《一个女英雄》等，这些文章是柳青在抗战期间回到家乡吴堡，采访宋家川人民和八路军死守黄河保卫战时写的，都是首次发表，存世绝少，极具收藏价值。他想把这些报纸买下来整理出版，作为2016年柳青诞辰100周年的重要献礼。但他已身无分文。为了不使这几份珍贵的报纸落入外地人之手，他在朋友圈发起了“众筹”，但无人响应。无奈之下，他借了一笔高利贷，瞒着妻子只身来到北京，花了两万多元把六份报纸买下来。他在朋友圈“为自己点赞”，感叹道：“假如一个部门的领导，你可能一桌饭花掉一二万不心痛，但是让你花一二万买回几份有关柳青的旧报纸，你舍得吗？”2016年10月，路遥《平凡的世界》第一版第1次印刷的硬皮精装三部在网上拍卖，其中首本书是路遥亲笔签名送给友人的，可能是全国留存的不多的一套该版签名书了。尽管永强之前已收藏了多个版本的《平凡的世界》，但他还是花掉自己两个月的工资，以10050元的价格把这套书竞拍到手。他在朋友圈写到：“今生只有两行泪，半为柳青半路遥”。与《平凡的世界》编辑审稿资料失之交臂，永强至今仍然痛悔不已。2015年，中国文联出版社有关《平凡的世界》的一沓审稿案卷（1988年）出现在网上，内有多位编辑的审稿意见等相关资料，内容完整，资料翔实。书友们评估这套资料的价格在1万元以上，张永强准备出2万元买下。拍卖从60元起价，竞价到1520元的时候，他开始介入，一下就加价到2000元，之后就只有他和另一位代号为aqzdw的书友竞争了。他每次加价500或1000元，对方加价每次都是20元，竞价到30000元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必须向拍卖账户充值了，否则他最多只能加价到35000元。他和妻子通过微信向多个朋友发出紧急借钱呼救，等到终于借到1万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对方以35020元价格拿到标的物，永强彻夜无眠，心里难受极了。他联系对方，希望对方以42000元的价格转给他，但没有回音。他在朋友圈写到：“痛苦：心情无法形容，……白白让陕西文学史上二套珍贵资料流向外省。”2015年夏的一天，张永强接到一个书友的电话，说自己手头有一本陈忠实看过的《创业史》，书的封面用奖状包着，上面还有陈忠实自署的笔名“陈忱”。张永强不太相信，但又怕错过机会，还是花了5000元买下。买下后心里不踏实，去问一位熟悉陈忠实的朋友，朋友说肯定是假的，因为陈忠实从来没有用过笔名。为了确认书的真假，他约好9月30日见陈忠实本人。去的时候他带着吴堡的挂面、小米和荞麦面碗饦。陈忠实一见到书，就激动起来：“哎呀呀，你从哪里搞到这本书？”陈忠实确认，此书是他在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时读过的书。他还向张永强谈了自己读《创业史》的经历：“白天劳动，晚上点上自制的煤油灯，开始读书学习和小说创造。《创业史》前后翻破了九本，你收藏的便是其中的一本，也是目前存世仅见到的。当时是禁书，所以得包上皮皮偷着看。”陈忠实还确认，“陈忱”是他的笔名，但很少用，只有少数朋友知道。原定10分钟的见面谈了半个多小时。当永强请求陈忠实为“柳青故里”题名时，陈忠实爽快地应允。题名后，陈忠实还主动给永强书写了一幅字，内容是柳青的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陈忠实当时刚检查出已到癌症晚期，半年后去世。张永强向陈忠实求证 |杨晓娜摄财务上的窘境让永强学会了打感情牌，尽量少付点银子。2017年2月，东北一位书友说自己有贾平凹短篇小说《A县城》的手稿和编辑部的退稿信，共6页，要价60000元。张永强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和对方套近乎，给对方讲述自己如何如何热爱贾平凹，手头又是如何如何拮据，对方为他的心诚感动，最后减价到22000元。但永强又开始纳闷：不会是假的吧，难道还有人敢退贾平凹的稿?他发短信让贾平凹鉴定，贾平凹立即回复说，是他的真迹，但没有发表过。于是，张永强马上把款打过去。他很自豪收藏到贾平凹早年的这份手稿。收藏让张永强变成了柳青专家，陕西文学专家。谈起任何一本他收藏的书和文献，他都如数家珍。走进“舌尖上的中国” 卖挂面的收入，是永强收藏的主要资金来源。他特别热心于手工挂面的宣传，不仅是为了帮助德烽，更是为了自己。吴堡手工空心挂面在陕西小有名气后，永强和德烽商量，要想办法让挂面上中央电视台。他们锁定了央视《致富经》，因为《致富经》是当时收视率最高的农村栏目。但这时候，绥德县的黄米馍馍在央视《舌尖上的中国》播出了，在当地引起轰动。黄馍馍是陕北流行的粗粮食品，不仅绥德有，其他地方也有。绥德和吴堡相邻，绥德的“黄馍馍”能上《舌尖》，吴堡的“手工空心挂面”为什么不可以呢？德烽和永强从《致富经》移情别恋到《舌尖上的中国》。说干就干！永强立马给央视领导写信，请求《舌尖》栏目组来吴堡拍摄“手工空心挂面”。但等了几个月没有任何反应，这封信似乎石沉大海。2013年9月的一天，永强突然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对方说自己是央视《舌尖》栏目组的，想来考察一下吴堡手工空心挂面。张永强没有立马反应过来。那时候，打着“央视”名头的骗子很多，张永强以为对方是骗子，就把他胡乱指到岐山县和兴平市，说那里的挂面好，你们就去那里拍吧。几天后，对方又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去过岐山和兴平了，不行，还是想来吴堡看看。永强问：为什么不行？对方回答：岐山的挂面生产太现代化了，而兴平市委宣传部的人说，他们的挂面刚上过央视《致富经》，没有兴趣再上《舌尖》了。永强这才意识到，对方真的是《舌尖》栏目组，不是骗子。永强立马向德烽作了汇报，二人精心筹划了接待工作，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即将到手的“鸭子”牢牢抓住、煮熟。2013年9月27日，德烽一大早就带着永强，驱车180公里到榆林机场，接到《舌尖-2》的两位导演，一男一女，男的叫陈磊，女的叫邓洁。他们首先带客人到刻意挑选的一家绥德饭馆吃午饭。看到门口挂着的“舌尖上的中国——黄馍馍”招牌，两位客人感到非常亲切。“黄馍馍”那一期是他们的同事制作的。在返回张家山乡的路上，德烽有意提前下高速，在坑坑洼洼的简易土路行驶。他想，让客人感到这里交通不便，好东西卖不出好价钱，也许有助于他们选择拍摄张家山乡的挂面。毕竟，人是有同情心的，何况他们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演。两位导演都是上海人，从来没有来过黄土高原，这里的山，这里的峁，还有漫山遍野的大红枣，让他们感到心旷神怡，美不胜收，连声说“陕北的秋天真美！”这也是德烽和永强希望的效果！经过两三个小时的颠簸，他们终于来到了“挂面村”高家塄。德烽和永强领着两位导演相继到几户人家踩点，这几户人家之所以被选中，不仅因为他们的挂面做得好，也因为他们都是张永强的“供货商”，而且都姓张，张永强公司的名字就叫“老张家手工挂面合作社”，尽管其注册地在寺沟村（寺沟村没有姓张的）。但看了之后，两位导演不甚满意，不是说院子太小，就是嫌大门太窄，不适合航拍。正当德烽和永强一筹莫展的时候，对面坡上两排窑洞的一户人家，让两位导演眼睛一亮，问：这户人家做挂面吗？得到的回答是，过去曾经做，但自老头得病后，已有两年没有做了。客人说，去看一看吧。这一看，就有戏了。两位导演跟着德烽和永强，走进了张世新和薛守纪老俩口的家。陈磊导演后来回忆道：“我问他会不会做挂面，他突然眼睛放光，嗓门不自觉地提高了八度，一条条车辙似的皱纹也跟着生动起来。他说自己手艺好，是因为贪得了黑，吃得起苦。做挂面是个辛苦的活计，从醒面开始就不能睡完整觉。爷爷浓重的陕北口音掷地有声：老祖宗的手艺，就这样一代传一代，传下去的。我知道，他就是我要找的主人公。他的眼神，他的笑容，都印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原来，央视导演挑选拍摄对象的标准，不仅有做挂面的手艺、庭院环境，还有挂面人的脸。这是德烽和永强不曾想到的。当得知如果手工空心挂面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全村、全乡的挂面都会畅销时，老人一口就应承下来。这就有了后来的“张爷爷挂面”。为了让两位导演坚定信心，德烽告诉客人，这里的人不仅挂面做得好，而且还唱挂面歌。导演一听就兴奋起来，要他把唱挂面歌的人找来唱一唱。这下麻烦了！当地没有人唱挂面歌。情急之下，德烽给寺沟村支书刘绍海打电话，要他赶快到乡政府来，边走路边编挂面歌词。刘绍海确实是一个民歌高手，等踏进乡政府大门的时候，他的歌词也编好了。他套用《三十里铺》的曲调，唱了一首凄凉而洒脱的《挂面歌》：提起（哪个）家来家有（哪个）名，家住在吴堡（哪个）挂面村；手艺来自（哪个）老祖宗，一代一代（哪个）有传人。……两位央视导演听得如醉如痴。陈磊导演说，等拍片的时候也要请他来唱。后来拍摄时，确实请他唱了，但播出的节目里没有他。他说，中央电视台也哄人啊！踩点工作完成后，央视导演走了。大约十天后，陈磊导演给德烽和永强发来电子邮件，说《舌尖》领导已正式批准在张家山乡拍摄《吴堡手工空心挂面》。陈磊还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拍摄期间，希望能给节目组提供一个洗澡的地方。原来，在踩点的时候，两位导演曾考察过住宿条件，知道住的地方没有洗澡间。德烽满口答应下来。他理解，“请求”实际上是“条件”，人家只是没有明说罢了。到此时，这件事已引起了县领导的高度重视。县委书记王华责成县委宣传部负责全面协调；县民政局要不惜成本，帮助张家山乡政府一周内建好洗澡间。德烽没有食言。洗澡间工程10月13日开始动工，央视节目组18日到达张家山，第二天就可以洗澡了。这是张家山乡政府建的第一个洗澡间。在德烽忙于洗澡间工程的同时，永强正熬夜为央视撰写“吴堡手工空心挂面”节目的解说词。永强很兴奋，自己在县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十二年，现在终于有机会为中央电视台写稿子了。但他有点自作多情，央视节目组压根就没看他写的稿子。拍摄工作很顺利。张爷爷虽然身体虚弱，但情绪高昂，在摄像机下指挥着儿孙们，有条不紊地完成着整个手工挂面制作“工程”，并亲自盘面、搓条、上筷子。节目在《舌尖2》播出后，慈祥的“挂面爷爷”成为吴堡手工空心挂面的形象代表。不幸的是，节目2014年4月25日播出，“挂面爷爷”5月2日就与世长辞。听到老人去世的消息，永强的兴奋甚于悲伤。节目播出一周后主人公就去世，这在央视《舌尖》栏目史上绝无仅有。永强是第一个获此消息的记者，在给张爷爷家属送去1000元的慰问金后，他就开始给多个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他的身、音不时出现在报道张爷爷去世的新闻中。《舌尖2-挂面》的播出和随后众多媒体的二次传播，让“吴堡手工空心挂面”变得家喻户晓，也让吴堡这个小县出了大名。对挂面的需求激增，让更多的农户加入做挂面的行列。辛庄村就有一对年轻夫妇，本来在外地工作，听说做挂面能赚钱后，就辞职回村。回村后，男的管生产，女的管销售，还开发了几个新品种，挂面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类似的情况还不少。挂面乡的秧歌节 | 张永强摄《舌尖》让永强卖出更多的挂面，也就有了更多的钱用于收藏。节目播出前一周，永强就在淘宝上注册了“吴堡张家山老张家手工空心挂面店”，并储备了1000斤挂面。这个主意是陈磊导演给他出的。果然，节目播出的当天晚上，他就接到几百个订单，1000斤挂面销售一空。之后有一段时间，他每天的挂面销售量达到二三千斤。但永强算不上一个老道的商人，在几宗比较大的交易中，他轻信了买家，货发出去了，款却迟迟收不回来，让他对卖挂面失去了信心，从此告别了挂面生意。《舌尖-挂面》播出后，中央电视台《外国人在中国》节目组、《2015年农民春晚》节目组和《湖南卫视》等相继来张家山拍摄场景，德烽对张家山乡的挂面产业信心大增。根据德烽的建议，县委宣传部投资，邀请专业人士拍摄了故事片《一把挂面》。这部故事片获得加拿大华语电影大奖。我没有看过电影，但东方歌舞团赵大地唱的电影主题歌让我听得动情：隔山（哪个）隔水（吆）不（哪个）隔音，一把（哪个）挂面（吆）拴住两颗心；碗瓜瓜山上望白云，难活不过人想（哪个）人。……寺沟柳青文化园至2013年春，也即《舌尖》拍摄半年前，永强已收藏有324本（件）柳青的作品和有关文献。他想在张家山乡建一个“柳青文学馆”，把这些收藏展出，让更多的家乡人看到柳青的作品，体会柳青的精神世界。德烽没有因为永强曾经的“背叛”而怨恨他，同意把乡政府的几孔破旧窑洞拿出来，作为柳青文学馆的场地。这些破旧窑洞在人民公社时代是公社粮站，比一般窑洞大得多，在粮站关闭后，数十年闲置不用。永强让他父亲负责施工，对窑洞和院子做了彻底整修和精装修，连同布置展厅，共花了60多万元，这60多万元都来自他个人名下的贷款。这样，张家山乡就有了个像模像样、内容丰富的“柳青文学馆”。永强还请著名国画家刘文西题写了馆名。在柳青文学馆旁边，他又打造了一个挂面博物馆，既是为了宣传挂面、卖挂面，也是为了使得柳青文学馆不太孤单。2013年5月25日，柳青文学馆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张家山乡枣林峁小学的30多位学生。这所小学曾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中学，我就是在这里读完初中，但现在变成了全乡唯一的小学。永强花了一上午的时间给小朋友讲解柳青和挂面，结束时，他问大家“柳青是干什么的？”小朋友们异口同声喊到：“做挂面的！”这让他很难堪。永强的收藏引起了县领导的关注。2018年3月，吴堡县委和县政府决定利用乡村振兴示范的机会，投资2000万元，在寺沟村建立“柳青文化园”。柳青文化园建设领导小组由县委宣传部长李光泽任组长，永强是11名成员的最后一员，也是唯一没有官衔的一员。永强能进入这个领导小组，是因为县领导知道，没有他的收藏，柳青文化园不过是一些空房子而言，没有什么意义。2020年夏天，当我回辛庄路过寺沟时，柳青文化园已布置就绪，开始迎接参观者。我应该是最早的参观者之一。柳青文化园坐落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坡上，有错落有致的20个院子；20个院子里有77孔窑洞；77孔窑洞里展出着500多名陕西作家的1.4万多本文学著作、1.5万多份手稿和300多件实物资料。这里收藏有陕西第一份报纸、第一份杂志，馆藏最早的一套书是张载的《经学理窟》，成书于清康熙年间，距今已有345年。这些珍贵展品都是永强独资收藏的。柳青文化园一角 | 张永强摄柳青文化园有一面作家签名长墙，从下至上拾坡而建，上面刻有近180多位名著名作家为柳青或柳青文学馆的题词，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的莫言和法国的勒克莱齐奥），20多位茅盾文学奖得主，两位前文化部部长（贺敬之和王蒙）。这么多名人的题词，都是永强一个人“讨”来的。据说，为了说服永强把收藏捐献出来，县委、县政府最初决定给他奖励250万元。县委书记王华找到王德烽，委托他与永强沟通，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二人关系要好。德烽找到永强，永强一听，眼泪汪汪，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的心情很复杂。他想起12年收藏的酸甜苦辣。他想起几年前县城里人们对他的流言蜚语，说他搞收藏是想发大财。他想到，这些收藏从此就不再属于自己，政府能照管得好吗？他还觉得，二百五这个数字也不好听，本来就有人说他是个二百五。在心情稍许平静后，永强结结巴巴地对德烽说，对他的奖励能不能增加到260万？这样至少可以补偿他的收藏成本。王华书记请永强到县委常委会上做汇报。永强不善言辞，和妻子杨晓娜商量后决定，由晓娜主汇报，他在旁边做补充。2019年6月27日下午，县委常委会如期召开，晓娜短短十几分钟的汇报，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常委会讨论后一致同意，把奖励增加到300万元。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永强给我发来了晓娜的汇报稿，我读了好几遍，真的好感人！特将摘录几段如下： 我们夫妻俩收藏的这些珍贵的陕西文学文献资料，不仅需要财力和精力，更需要文学底蕴和十几年坚持，是我们用汗水和心血收集回来的。这些书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很亲切很有感情。收集每本书背后的故事很辛酸，很难受，根本不是别人想象的那么容易的样子。为了收集全部的陕西作家的系列资料，我们放弃了多年来在西安，榆林买房的机会，把我俩的所有工资，存款和每年卖挂面挣的钱凑起来，投入到无休止的收藏事业中。每天，每周，每月，每年不停息联系全国各地的人，征集陕西所有作家的资料。……对于这些藏品，没有想过营利目的，因为现在，对文学不怎么重视了。为了提升柳青村的知名度，几年来，永强个人凭着一股对家乡的热爱，默默地，春夏秋冬奔波在全国各地，拿着现金提着沉重的土特产找名人题字，先后找了中国最著名的近200个作家为吴堡柳青文学馆题字，其难度和背后付出的艰辛故事，根本没有人懂的，也没有人理解的，有时候背后还招来一些流言菲闻。同时，也可以骄傲的说，放眼全中国，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为吴堡柳青文学馆求得这么多题字。起初，我们只想着以后在寺沟村，自己租上些房子，把这些陕西文学家的珍贵资料展出来，把名人的字刻碑立在公路两旁。现在大家常去寺沟村见到公路两旁的著名作家陈忠实，高建群题词的柳青故里石碑上面的题字，也是我们五年前个人求来的，无私提供出来用于寺沟宣传柳青，也从未向县上提过任何条件，只想为柳青故里文化旅游业大开发，尽一个吴堡人的责任。从去年开始，长安和榆林的一个房地产老板，多次商量高价购买这些资料，用于商业目的在长安集中展示，放在他们今年即将建好的陕西文学馆内，来提升长安在文化打造方面知名度，旅游业，被我们拒铯了。这些珍贵的资料，都是真金白银和多年的心血换回来的，有依有据，它是有市场价值的。现在无论任何个人、任何组织，花多少钱也无法购买齐全的。我们很热爱家乡，一直对家乡有很深的情怀，看到县委、政府倾力打造柳青村里，我们很感动，愿意以成本价260万元左右，不含税捐赠给县上。……没有结束的故事2018年5月28日，王德烽调离了张家山乡，出任县人大副主任。他突然感到有点无所事事，操心了12年的挂面与他没有关系了。我曾建议他，干脆辞职下海自己经营挂面。他说，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2019年3月11日，吴堡县成立了“挂面产业领导小组”，王德烽被任命为组长，他又兴奋起来。这是命，也是使命！德烽说，他要打造“吴堡挂面产业园区”。永强现在是柳青文化园的义务讲解员，他的本职工作还是县电视台记者。我对永强说，你应该毛遂自荐，担任柳青文化园的园长。但永强说，自己更适合干具体事，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何况自己现在还是“工人身份”。永强说，他接下来最想做的事是，拍摄一部慕生忠将军的纪录片。慕将军是吴堡郝家山村人，上世纪50年代，他领导修了一条路，叫“青藏公路”，同时还建了一座城市，即“格尔木市”。永强曾是一位军人，特别崇拜慕生忠将军。期待德烽，期待永强，继续心想事成！（2020年9月1日定稿。）

黄河河畔上的山丹丹——访作家秦锦丽

恰同学少年——写于高中入学五十年之际

有一名老组织部的人曾说，似乎有个魔咒，陕北人有魄力，有胆识，但不适合做官，从高岗到张维迎，再到白永秀，几乎概莫能外。他是当今陕北最知名、最有学识的人物！从榆林最小的县城——榆林吴堡的村庄走出，到全球最顶尖的学府牛津大学求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他创立“中国最具市场价值的商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后又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他得罪北大一众领导、教授，以及在燕园对他的评议两极分化。他和“地产界哲学家”冯仑是大学同学，但曾当众给老同学难堪，他怼过阿里巴巴的马云，撮合了“鬼精鬼精”的潘石屹和张欣的婚姻。死守市场经济主义，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他是2002年“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他与“台湾偷游到大陆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论战长达20多年。陕北人的耿直、死守，他发挥得淋漓尽致。一共4万人的“袖珍县城”吴堡，名人不多，《创业史》的作者柳青算一个，他后来居上。他就是张维迎。从吴堡黄河岸边的村庄到西北大学，从牛津大学到北大燕园……卸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10年后，他回到陕北，在吴堡小村庄开课。 5月27日，“辛庄课堂”在陕北吴堡县辛庄举行奠基仪式暨首期班开学典礼，“辛庄课堂”就是张维迎给企业家培训的地方。吴堡县政府很支持，张维迎这个诞生仅1年的想法便成功开篇落地。这意味着：以后将有大批中国最优秀的企业家奔赴这个处于黄河岸边的偏远村庄，在低调古老的黄河边的窑洞里接受最具国际视野和经验的培训。张维迎，回来讲课了！01　被“捞”回的大学生2020年9月，张维迎和企业家黄怒波去了辛庄。彼时，一个新的广场刚刚在辛庄坑坑洼洼的地面上建成，全村人都沉浸在庆功的喜悦中。但村主任霍东征觉得广场只用来扭秧歌有些“屈才”，“应该有点文化气息”。曾在冰岛买岛的黄怒波眼睛很尖，当下便对“全村的希望”张维迎说：“我们就在这里建一个‘辛庄课堂’吧，你给最优秀的企业家讲授你的企业家理论。”二人一拍即合。1个月后，黄怒波的丹曾文化公司与吴堡县政府签约。这可是黄河岸边一个穷山僻壤，真有最优秀的企业家来听课？但不到一年，这里即将迎来第一批企业家学员。“黄土地上望星空，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张维迎的意图在“辛庄课堂”的slogen中显露无疑。这是他从经济学角度对企业家精神的一次重塑，这次从家乡的窑洞文化出发。谈及中国经济与改革，张维迎是跳不过的一个名字。这位主张独立与自由的经济学家，关联着中国几次重大改革的提出和推进。特殊背景下，他开放大胆的观点多次站在舆论漩涡，与传统经济理论展开长达几十年的对峙。自1978年上大学离开家乡吴堡辛庄之后，这是他再次回归家乡的重大举动。实际上，当年他考上大学离开家乡，纯属“捡漏”。 1977年恢复高考，张维迎参加了考试。在这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还有文理科之分。理科没希望，他报过中文、历史、广播、电视编辑，但就是没有经济学。当时上大学可以填四个志愿，张维迎的第一个志愿是西北大学，第二个志愿是延安大学，第三个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报完三个专业后，还空了一个格，他想空着也不好，所以就填了一个北京大学。结果他根本没被录取，然而还没来得及伤心，事情就发生了转变。一些成绩不错但没有被录取的老三届致信邓公，接着中央扩大招生，张维迎搭了便车，被西北大学录取，专业是此前从未接触的政治经济学。“我的专业绝对不是设计出来的，就是偶然。如果西北大学不扩招，或者不设这个新专业，或没有把我挑进去，我就上不了大学啦，那么我今天可能也就不会搞经济学了。”造化弄人。直到开学张维迎才知道，同班的50个同学都是被何炼成“捞”回来的，他们有幸成了西北大学经济学系的“开派弟子”。“这个专业是何炼成为首的八位老师（被称为“八大金刚”）借扩招机会申请新办的……他们搬来上千份被其他院系放弃的考生档案……反复挑选，腿都坐麻了，生怕漏掉任何一个优秀的考生。” 就这样，张维迎的人生轨迹迎来大拐弯。中国有很多知名学者都出自何炼成门下，当年何炼成和其他7位创业者在低矮的平房中创立了西北大学经济系，将之从仅有18名教职工壮大到可与京圈力量平分秋色。有人把西北大学经管学院誉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把何炼成誉为“经济学界的西北王”。“何老师的第一堂课，就让我喜欢上了经济学。”张维迎在《恩师何炼成》一文中说，他总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事实证明，张维迎以后的行事和作风，无不受到这种学术自由的影响。 02　“离经叛道”的学者1982年，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在西安召开。这是中国经济学界突破传统经济学束缚，取得重要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当时还在读研究生一年级的张维迎以一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前辈的关注。这次会议对张维迎影响很大，会后，他开始自学现代经济学。一年后，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文章被删掉了好多，但基本观点在。文中“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观点，旋即引发了掀起一场全国性的大批判。没多久，全国开始了反精神污染的批判运动，张的文章被列入自由化分子的典型文章。他是当时陕西省的八大自由化分子之一，学校研究生处的处长问：“维迎，我们都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党把我们培养上大学不容易，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在北京的茅于轼来信勉励他：“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他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1984年4月，25岁的张维迎写就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第一次系统论证了价格“双轨制”，成为了30年改革史最重要的文章之一。9月知名的“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成了争论最激烈的议题，最终张维迎提出的“价格双轨制”成为官方政策。2016年，张维迎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展开论战。他的对手是林毅夫——当年从台湾金门泅渡而来——同样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但经济观点相去甚远的经济学家。“陕普”“台普”棋逢对手，论战定在北大朗润园。二人“宿敌”多年，1995年，两位国家智囊级学者首次交锋，就国企改革进行了一场轰动各界的辩论，被外界戏称“北大交火事件”。这一次是二人第4次辩论。争论的焦点是，政府要不要制定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是国家来帮助企业解决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但吴堡人张维迎更狠：毅夫举其他国家的例子说产业政策不会失败，那所有长寿的人都得过病，难道得病是他长寿的原因吗？如此不留情面的批驳很常见。两个人4次争辩，从北大校园吵到酒会，再从酒会吵到学术会议，谁也不服谁。长达20年的“对线”使得媒体称这场辩论为“世纪之辩”。前去采访的记者提前1小时到达现场时，朗润园已挤满人群，主办方不得不另设会场进行转播。他矢志信奉市场经济。2000年6月，“50人论坛西安会议”上，张维迎甚至建议政府官员应该人手一册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写的《国富论》，以此来认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意义。《为钱正名》一文后，校方压力重重。张维迎几乎毕不了业。后来张维迎说，他受的委屈，没有比这次更大了。放到今天来看，张维迎“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的观点并非全无道理。这种“敢”或许可看作张维迎作学术研究的纯粹性。他曾说：“对于学者来讲，真正需要做到的就是超越，有独立的学术人格。”不过，当这种学术人格碰到坚硬的社会管理壁垒时，得到的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2006年9月，47岁的张维迎接替厉以宁出任光华院长。然而4年后，他就在院长换届时被选下去。被他得罪的教授邹恒甫称他是“著名的陕北农民”，说“张维迎这辈子已经没学术前途了，以后只能在社会上胡混。”这是多数学者转向行政遇到的共性难题，太讲原则，太理想化。张维迎一直是教育改革的践行者，其所追随的纯粹的学术自由在这里碰壁败北，随着匆匆下台宣告失败。早在2003年张维迎还不是院长时，他倡导的“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就引发争议，招致愤怒。不过他的前任厉以宁说：“维迎做院长，我很满意，我们应该鼓励他。但同时又指出张维迎办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不足。”这里似乎有个魔咒：有一名老组织部的人曾说，陕北人有魄力，但似乎不适合做官，从高岗到张维迎，再到白永秀，几乎概莫能外。像这样将自己置身于多数的对立面，张维迎遇到过很多次。2004年卷入“郎顾之争”，家乡《西安晚报》的一篇文章刺目难看，标题是“张维迎的羊头与狗肉”。每一次张嘴，就能引来一场论战。他的同事兼老乡北大教授宋国青说：“一个秃子头顶上有个虱子，很多人看到了不吱声，张是那个会大声说出来的人。如果有人辩解说那不是虱子，张会说，你错了，就是个虱子嘛。”张维迎自己听到这话：“说老实话，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牛津毕业，他真有股倔牛劲儿，黄河岸边的倔牛劲儿。03　回到辛庄的陕北人从学界到商界，被张维迎怼过的人不在少数。 2012年网商大会上，马云说：“假如企业家要去听经济学家的话，这些企业家一半已经死掉了。”张维迎怎么会甘示弱：“一个企业家如果因为听经济学家的话死掉了，那说明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去年6月，王石和黄怒波等人登完珠峰在北大办了一场“巅峰对话”。玩情怀的王石高谈阔论：人为什么要登山，因为人有一种特有的冒险精神，需要去征服未知世界。张维迎作为嘉宾上台点评：“动物可能也有冒险精神，也会探索未知。不过，动物冒完险，应该是不会搞一个巅峰对话的。”你说他不懂人情世故？怎么可能。他是懒得表演人情世故，懒得随机应变。即使面对大学同学冯仑，张维迎还是不改作风。2013年的亚布力论坛上，冯仑说：“民营企业就应该像陕西农村妇女一样，丈夫不在家时恪守本分，不能到处乱晃，要身着长衣坐在门口等丈夫回来。”言下之意民营企业只管经营，剩下的制度等问题交给经济学家和国家。张维迎立马反击他的老同学：“但是如果你期待了一天，期待了两天，他还不回家的话，你还在门口坐着吗？”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张维迎有段知名陈述：30%是大骗子，30%是中骗子，30%是无意识地骗。剩下的10%是诚实的，但你不知道他（10%）在哪儿。接着，张维迎问难冯仑：“冯总，从万通讲，你有没有过骗人的经历？”估计冯仑当时心里只想痛扁这个昔日同窗，便拿出一个万通初期甘愿吃亏忍辱负重还债的故事。张维迎听完，只说了句：“冯总好口才”。很难说，这样直言不讳的张维迎是出于长期形成的学术人格，还是黄土高原上孕育的性格。但可以肯定的是，将近20年的陕北乡土人文印记，并没有彻底从他身上抹去。这既让他被别人攻击，但又成为结交人脉的法宝。“万通六君子”创立万通的策划就是在张维迎的宿舍里做出的。当时张维迎去牛津读博士，师从大名鼎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张维迎把在双榆树的宿舍留了下来，冯仑住着。如果没有张维迎的宿舍，或许潘石屹SOHO中国就不是今天的SOHO中国了。他后来回忆：“如果没有到牛津读博士的话，我可能没有信心继续从事经济学研究。我的好多同事后来都下海赚钱去了，也有极少数当官的，但是我喜欢学术研究。”有人质疑他牛津学历时，他拿出一张1992年6月22日，牛津大学Macallister女士发给张维迎的通知。里面写道：很高兴地通知你和Robert Shimer一起获得了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奖金有200英镑，你将获得其中的100英镑。一位在光华工作过的人回忆，张维迎从不避讳自己的农民出身。有一年EMBA新年晚会上，开场有个羊倌背对观众，身着小袄头系头巾，咚咚咚敲着大鼓。鼓声停止，羊倌转身，众人一看，这个羊倌就是张维迎。张维迎对自己的家乡格外关注。他写文章，文章里面多数人都来自辛庄，亲人、发小、同学，或者邻里。他对村子里的事情很上心，《东征还是村主任》里写到的填沟一事，张维迎找钱找人上上下下出了不少力。对村支书的选举，他甚至比本地人还要上心。曾经有记者问他，你身上吴堡家乡的印记重，还是牛津更多些？他的回答颇具哲学意味，成长好多事情都是偶然的，不要想着怎么精心设计。好多人精心设计，最后就坐牢去了。也许“辛庄课堂”可以看做是他“回报家乡、造福桑梓的一腔赤诚”对家乡的回馈。这是个非营利性的公益项目，张维迎把收入的30%分配给辛庄村，用于村子的文化建设和村民福利。“辛庄课堂”培训对象以中青年企业家为主，培训项目每年不少于4期，每期30人左右。更远大的目标：致力于为中国中青年企业家提供独特的高质量培训项目和交流平台，培训内容以“企业家精神”为主、人文历史为辅，同时注重将“窑洞”文化和企业家精神融合，着力塑造有人文情怀的企业家。他担任过电视剧《陕北汉子》总策划，给陕北民歌作过词。他的父亲是陕北民歌的“亮嗓子”，喜欢唱歌，喜欢栽树。张维迎给北大的同学上课时，还会用自己家门前的杏树举例子。几次“闯祸”，张维迎的父亲都知道。他曾说，为了父亲活过一百岁，我不会惹麻烦！ 在2015年北京吴堡商会成立大会上，张维迎为《赶牲灵的人儿在北京》作词，歌词恳切真挚： 生在窑洞里，长在黄河边； 面朝黄土背朝天，祖祖辈辈几千年， 父母都是庄稼人，可我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走南闯北去赚钱，如今我成了生意人， 黄土坡扎下我的根，土窑洞牵着我的魂； 飘落在外多少年，洗不掉身上的黄土尘。 望着天空的云，想着老家的亲； 不论在北京多少年，仍然是个赶牲灵的人…… 张维迎有一段话或许能代表他的性格：我说话比较直接，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有些自以为政治上很成熟的人其实不一定真的成熟。1989年，张维迎去看望他的一位领导，领导对他说：“维迎，你什么都好，但是有一点是有问题的。”他说：“什么问题？”“你政治上不成熟。”我说：“谢谢老陈，我以后一定注意。”政治上不成熟是什么意思？所谓政治上成熟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是这样理解的， 但我一直坚持了下来，包括后来去牛津上大学。张维迎说：“对我来说，读书、思考、写书、演讲、教书是我最擅长的事。”他闲下来写了不少他当年榆林小伙伴的文章，比如“非典型官员”王六、村主任霍东征、他的同学田丰、公社书记曹志勤……辛庄课堂开课啦，你们的张维迎，回来了！

孔德勤简介孔德勤，男，1956年6月出生，陕西吴堡人。1972年就读于吴堡中学高中。1974年12月参加工作。197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历任解放军59001部队战士；横山县检察院干事，共青团横山县委副书记、书记；榆林团地委干事、副书记、书记；靖边县委副书记（正县级）、横山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县委书记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榆林市政协副主席。2006年11月任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副市级）；陕西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2009年1月任陕西省司法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分管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工作。2016年任陕西省司法厅巡视员（正厅级），现已退休。

尚洪泽简介1955年11月出生，吴堡县康家塔村人，1973年高中毕业于吴堡中学，1976年2月参加工作，1978年考入榆林学院中文系，上大学期间同时攻读获研究生学历。历任榆林地区行署办公室科长、办公室副主任；中共横山县委副书记、县长；中共府谷县委副书记、县长；中共定边县委书记；榆林市委秘书长。2006年11月，任铜川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2013年5月——2015年7月，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专职副主任(副厅级)；2015年7月——2015年12月，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巡视员（正厅级）。现已退休。

呼廷举简介1953年11月出生，吴堡县宋家川镇人。1974年1月高中毕业于吴堡中学。1974.2-1977.12在吴堡县岔上公社樊家屹坨大队插队；1978.3-1982.1在北京邮电学院上学，获工学士学位。 1982年2月至今，在国营 786 厂、西安黄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陕西黄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从事彩色电视的开发研究及技术管理工作。曾任设计师、电视技术处副处长、电视研究所副所长、公司开发中心副主任、经理、主任等职务，正高级工程师。 主持和参与的多项科研项目获公司、西安市、陕西省科技进步奖。1987年，获电子工业部“彩电国产化工作先进个人”奖励；1990年，获“西安市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才”称号；1993 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6年，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1年，获“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003年，在特区深圳康佳集团从事出口电视产品的开发及技术支持工作。

任廷荣简介任廷荣博士，现任美国QUINCY压缩机公司技术部经理、高级设计师、西安交通大学和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客座教授。1979年毕业于吴堡中学，同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1986年硕士毕业后在西安交通大学留校任职讲师、副教授等直至1996年出国留学。在西安交通大学工作期间，曾多次荣获优秀班主任、优秀青年教师称号；获得省级及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四项。1996至1998年在英国Strathclyde大学任高级研究员；1998至2001在英国Cranfield大学攻读计算流体力学博士学位；2001至2005 在加拿大IMW公司任职高级设计工程师；2004年获得加拿大注册工程师认证；2005至2006在美国ANGI能源公司任职总工程师；2007至今在美国QUINCY压缩机公司任职技术部经理；拥有中国实用型专利5项，美国发明专利7项，其中3项获得欧共体、巴西和智利专利保护。任廷荣校友非常关注母校发展，多次回访母校并在2011年9月为高中学生做了题为《追求卓越，让你的人生更精彩》的报告。

高岭，1964年12月生，男，汉族，陕西绥德人，吴堡中学高80届1班学生，1988年7月参加工作，2011年9月加入九三学社，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二级教授。 1981年8月至1985年7月，湖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学习；1985年8月至1988年7月，西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学习；1988年7月至2010年11月，西北大学教师、计算机科学系副主任、网络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主任、科研处处长；2010年11月至2016年10月，西北大学副校长；2016年10月至2021年4月，西安工程大学校长；2021年4月至今，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正厅级），全国人大代表。

寇子明，我校高80届优秀毕业生，现为太原理工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太原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矿山机电液研究所所长。煤炭普通高校跨世纪学术带头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山西省“三晋学者”特聘教授、三晋英才支持计划高端领军人才、山西省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山西省特级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20年入选第六批山西省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名单。寇教授长期致力于矿山机械工程及其自动化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主持创建了山西省矿山流体控制工程（实验室）技术研究中心的产学研一体化平台，形成了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有机结合的常态化运行模式。为回馈母校，助力人才培养，鼓励在校学子勤修学业，寇子明教授决定首期向我校个人捐资10万元，为此学校设立“寇子明奖学金”，用于奖励我县中考全县前30名并且留吴堡中学就读高中的优秀学生。

转自《吴堡新闻》

编者按：1984年4月21日，张维迎写成了 《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在这篇论文中，作者首先论证，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价格改革的核心是改变价格形成机制而不是调整价格；然后提出并比较系统地论证了如何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管制、走向市场定价的思路。全文最初刊印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 “内部资料”《专家建议》（三）（1984年6月出），随后入选“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研讨会”（俗称“莫干山会议”）会议论文。莫干山会议后，《经济日报》曾选择部分会议论文发表，这篇论文的节选以《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的标题刊登于《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在这篇论文写成35周年之际，本公号原文刊登，与读者分享。本文共计11630字数，阅读约需要27分钟。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张维迎 一、要找到体制改革本身的机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应该是：通过改革，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导入市场机制，建立—个具有自动调节功能的计划经济的新体制，以保证经济系统在正常的轨道上正常地运行。旧体制存在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缺乏—个保证经济系统正常运行的机制。尽管我们的经济系统也是一个有机体，但维持这个有机体生命的不是其本身的机能，而是药物。世界上没有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更何况，生命不能永远靠药物来维持。 改革的目的是创造机制。这是许多人都已看到的。但改革本身也需要机制，这却是多数人所没有注意到的。经济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能否找到改革本身的机制，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进行，从而关系到能否为经济系统提供机制。首先找到改革本身的机制，再通过机制创造机制，这应该是我们的着眼点。 改革本身需要机制，这也是农村改革给我们的启示。农村改革给农村经济带来了奇迹，关键是农村改革找到了本身的机制，专业户的出现，分工分业的发展，新的经济联合体的形成，乡镇经济的繁荣，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一切，并不是我们事先设想出来的，而是改革的机制创造出来的。机制的威力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我们曾试图把农村改革的经验应用于城市，但迄今为止，我们干的并不很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农村改革的机制没有—个很清晰的认识，恐怕是—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包”字上，而没确看到更深刻的东西是在“活”字上。大包干责任制产生了巨大的威力，但这种威力只有通过放活市场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如果只包不放，充其量只能使农民吃的好些，穿的好些，不挨饿免寒袭，而绝不可能使农村出现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这样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期。另一方面，只要放活市场，责任制就是不言而喻的要求。简单地说．农村改革的机制就是放活市场。 相比之下，城市工业体制改革却要逊色得多．城市经济改革要比农村改革复杂的多，这无疑使改革更为艰巨。但这种逊色恐怕很大程度上应归于我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找到改革本身的机制上来。我们组织了大批人力，耗费了大量财力，企图设计—个理想的新体制，从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体制、商业体制、价格体系，到劳动工资体制、社会福利体制，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无处不及，但始终没有很好地注意研究改革本身的机制。我们干得不很成功，——始终拿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改革方案。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把着眼点始终放在人上，而不是放在体制上。我们只想到用人来改造体制，而没有想到用体制来改造体制，这种苦干的精神是可嘉的，但缺乏巧干的意识却是不可取的。当然，城市改革的实践还是令人振奋的．但振奋的原因本身就包含着改革的机制在发挥作用．可惜的是我们许多人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不少研究城市改革的同志，往往舍弃了农村这个经济系统。这是—个错误。必须看到，随着乡镇经济的兴起，农村人开始进城，农业劳动资源开始向工业挤压，农村正兴起—个工业化浪潮，农村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系统正在日趋融合。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农村经济的主流，但商品经济要求有—个统—的市场，它不可能局限于农村，它必然要覆盖整个社会。农村经济机体正在—个内在机制的作用下蓬勃发育，以一种势不可挡的气派向城市袭来。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就城市论城市．又不找到城市改革本身的机制，原来的城市经济系统就有在新的经济系统的冲击下崩溃的危险。除非我们现在就当机立断地把农村改革扼杀在摇篮之中。 中国己开始走向世界。当代世界，是一个经济竞争的世界。要走向世界，就得适应世界。如果不适应世界，我们就会落后。能不能适应世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经济系统有没有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我们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十四个大中城市，这也给中国境内引进了一种新的运行机制。这是我们进行城市体制改革时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找到经济改革本身的机制，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不急待的任务。为了找到这样一个机制，我们就得对旧体制运行的基本规则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旧体制运行的基本规则 先谈点理论问题。 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计划经济是这—基本矛盾的一种历史表现形态。 在—定的技术条件下，社会可供生产的资源总是有限的。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各种可能的生产中作出选择：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用什么样的要素组合方式进行生产。要增加某种产品的生产，就得相应降低他种产品的生产。增加的谓之所得，减少的谓之所失。所谓选择，就是在所得与所失之间进行比较，择其优者，这就是我们平时讲的经济效益。没有选择，就没有经济。所谓经济，就是在满足资源有限这个约束条件下，使得目标函数——经济效益达到最大的选择过程。 选择的结果通过经济结构这样一个实体表现出来。所谓经济结构，就是由一定的要素结构（供给）和社会需求结构所决定的产业分布状态。这样，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就表现为经济结构的矛盾。一种经济结构，如果能使各种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我们就说它是一种平衡的结构．这就是我们平时讲的综合平衡的基本含义。由此可见，综合平衡和经济效益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弟兄，—方面，平衡是以效益为标准的选择的结果；另—方面，效益又只有在平衡的条件下取得。二者的区分只有借助于理论思维才能做到。 无论资源也好，产品也好，就其实物形态而言，是无法比较的。而比较是选择的前提，没有比较，就没有选择可言。为了比较，就得有一种可用于比较的共同语言。这种语言应满足以下条件：真实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保证有限的资源用于效益最大的生产；协调各产业之间的关系，保证经济结构的平衡。这种共同语言就是价格。 因此，价格是选择的标准，是把经济效益和综合平衡统—起来的工具。它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协调供求关系。如果没有价格，我们就无法在众多可供选择的可能中作出取舍，既没有经济效益可言，也没有综合平衡可言。 在现实社会，技术在进步，资源结构在变化，社会需求结构在改变。因此，经济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经济结构的演化过程。经济结构的静态平衡是不存在的。选择是一个不停顿的过程，经济结构的调正也就是一个不停顿的过程。价格作为一种选择标准，正是以它的易变性引起生产替代和消费替代，从而保证经济的动态平衡。除非一个社会处于绝对静止状态，否则，价格的凝固化必将使选择标准失灵从而使经济结构失去动态平衡的可能。 因此，价格又是一种信号，它传递情报、引导资源按经济合理的原则进行转移，以保证经济结构的动态合理化和经济效益的极大化。 现在来谈现实问题。 在旧的体制下，我们曾试图摆脱价格的束缚，但它却一直象幽灵一样地支配着我们，对我们进行了无情的报复。 僵化的价格制度导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不合理的价格体系提供给我们一种错误的信号和错误的选择标准，引起经济结构的扭曲，使得综合平衡和经济效益这对形影不离的孪生兄弟成了两个同归于尽的冤家对头，并由此造成了宏观与微观的对立，计划与市场的对立，集中与分散的对立，整体与局部的对立，长远与眼前的对立，速度与效益的对立，速度与比例的对立。这些对立又进—步上升为中央与地方的对立，行政与经济的对立，国家与农民的对立，工人与农民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等等。经济系统正是在这种极端矛盾的状态中强行运转的。这应该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问题的主线。 首先，错误的价格信号使得经济核算失真，企业按这种价格做出的效益最大化选择必然破坏宏观计划平衡。而宏观计划是以计划者心目中的“核算价格”为依据作出的，这种“核算价格”不同于传达给生产者的现实价格。这样，或者允许企业按经济效益的原则进行选择破坏计划平衡；或者强迫企业按计划生产，剥夺企业选择的权利（也就是剥夺企业进行经济活动的权利），二者必居其一。这就是所谓“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根本原因所在。提出所谓“经济帐”与“政治帐”，“低级盈利”与“高级盈利”等等的对偶概念，把完成计划说成是社会主义，讲求盈利说成是资本主义，等等，与其说是理论家们的主观臆造，不如说是实际工作者摆脱窘境的客观要求。当然绝对不讲盈利是不可想象的，国家还要积累，人民还要生活，财政总不能凭口支付，浪费也得先有可供浪费的东西的存在。这就出现了所谓“适当的盈利”的概念。孙冶方同志曾猛烈抨击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但他不知道，这个概念具有高度的辩证思想，正是它提供给我们一种理论依据，使我们在保证完成计划的前提下又不致使财政破产。 其次，价格失真，使综合平衡失去了客观依据，因为计划者心目中的“核算价格”毕竟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确知，究竟那些产品是供不应求，那些产品是供过于求，计划完全成了主观的东西。这样，长线与短线这个暂时性的问题就得以永久存在，短缺与过剩同时并存。尽管我们把综合平衡作为计划的基本内容，但我们往往是在有计划地破坏综合平衡。 第三、价格的歪曲使得实物指标和价值指标相对立，宏观评价和微观评价相对立。为了使扭曲的经济结构得以强制平衡，计划只能以实物的形式来下达。计划的实现只能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保证。这就客观上要求有一个从上到下的行政系统来控制经济。要求企业不讲效益、不讲利益。要求有“铁饭碗”、“大锅饭’的分配制度。结果，企业既没有活力。又没有动力，不关心经营状况，不关心技术进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第四、歪曲而僵化的价格体系使得经济结构无法合理演化，造成经济结构的畸形，使国民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比例失调，每次失调都使经济濒临于崩溃的境地。 总之，僵化的价格制度必然对应于高度集中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不讲物质利益原则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又必然导致政治对经济的不适当干预，妨碍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 正确认识旧体制的运行规则，明白它的症结所在。我们就可以找到体制改革本身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价格制度的改革。不改革现行的价格制度，就解不开旧体制的纽结点，整个改革就不能顺利进行，就达不到“宏观控制、微观搞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目的。 在进一步讨论价格体制改革以前，我们先谈谈有关价格调整的问题。 三、不要把宝押在价格调整上 旧的价格体系类似这样一个温度计，这个温度计里装的不是水银，而是不胀钢。现在，大家都感到这个温度计所指温度与实际温度极不相符，该换一个温度计了。 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它说明幽灵已经开始显露原形。但换—个什么样的温度计呢？ 价格体系的不合理，使得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无法顺利进行。许多人认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调整价格，打掉体制改革的“拦路虎”。但调整价格不仅遇到许多经济上的困难，而且要冒相当的政治风险。所以都认为价格应该调整，但就是不敢调整。 我们认为，调整价格并不解决根本问题。它只是以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了旧的不胀钢温度。我们要的是水银温度计。 调整价格并不是价格改革，它只是旧体制解决问题的办法。价格改革是要解决价格制度的弊病。价格体系不合理只是其表现形式，价格制度的不合理才是其根本原因。价格的问题在于僵化的价格制度切断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使得价格不成其为价格。在这种价格体制下，即便初始价格完全合理，也会很快变锝不合理，除非经济处于绝对静止状态。 我们曾把物价稳定理解为固定价格。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物价稳定是指物价总指数的稳定。物价指数不稳定，价格的变化就不反映供求关系的真实变化．这就破坏了价格的功能。物价稳定的目的就类似让温度计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相同的指数总代表相同的实际温度。但固定价格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价格一旦固定，就不反映供求关系，也就不成其为价格了。价格之所以叫价格，就因为它是变化的。因此，固定价格和物价稳定是背道而弛的，它的结果倒是与通货膨胀更为相似：二者都使价格失灵，只不过程度不同，方式有异罢了。固定价格类似—个指数不变的温度计，通货膨胀类似温度计的指数变化没有规则。 把调价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之所以不可取，还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价格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具有无穷多个参数。如果我们不能知道每一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些参数的值。我们只知道价格变化具有连锁反应，但无法把握连锁反应的具体程度。如果我们现在认为有两种产品的价格都偏低，都应该提高，但事实上，很可能第—种产品提价后，第二种产品反倒要降价了。如果我们把两种产品都提价，那么，新的价格很可能更不合理。 第二、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对应于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下，能使资金利润率达到均等的生产价格不同于能使供求平衡的市场价格，按生产价格定价会造成市场不平衡，而按市场平衡价格定价又引起利润率的不均等。因此，既使我们算出了所有价格参数，我们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定价。而且，在旧的体制下，无论成本资料，还是市场需求资料，都具有很大的虚假性，因为生产和消费都不是经济活动参预者选择的结果。即使有选择，也是按照不合理的价格所作的选择，如果我们按这些资料调整价格，我们很可能受骗上当了。这就类似让敌人指挥我们打仗，不失败的可能性很少。 第三、价格改革的目的是促使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个不停顿选择的动态过程，但价格调整却是一种间断的行动。把注意力放在价格调整上，实际上是把经济看成是一种静止状态，企图用静态的办法解决动态问题，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会引起经济的阶段性振荡。特别是，如果新的价格体系仍然是不合理的，必将使经济结构出现新的扭曲。 第四、调整价格的办法，实际上是国家拿钱的办法。这就使一些人出于对财政问趣的恐惧而反对调价，价格问题就迟迟得不到解决。 第五、老百姓对调价异常敏感，任何微小的上涨都会牢骚满腹，而对调价带给他的好处（有些产品降价）却往往熟视无睹。这样，即便人人都沾了调价的光，也会个个都感到吃了调价的亏，结果是家家怨声载道，户户叫骂不绝。国家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花钱买得挨骂。不要说出现大的政治乱子，即便仅仅反感情绪的增长也会对改革造成很大的障碍。 第六、把宝押在调价上，如若调价不成功。就延误了改革的战机，堵塞了改革的有利途径。我们并不一般地否定价格调整，而只是说，价格调整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对一个饿汉来说，宴会之前吃点零食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四、抓住价格体制改革这个中心环节 所谓改革价格体制，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的价格体系，以充分发挥价格在计划经济中的功能作用。 为什么说价格体制的改革是整个体制改革的中心和机制呢？ 第一、体制改革的总原则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宏观控制，微观搞活。所谓宏观控制，就是经常地、自觉地保持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这是计划经济为主的基本内容。所谓微观搞活，就是允许企业根据效益最大的原则选择生产经营活动。在企业有了选择权后，要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就必须有一个合理的价格制度。 第二、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要在计划经济内导入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价格体制的改革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机制的形成过程。 第三、旧的计划体制、物资供应体制、商业体制、财政体制、劳动工资体制等等都是与旧的价格体制相对应的。价格体制不改，其他体制就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另一方面，只要价格体制松动了，整个市场关系就会发生变化，迫使其他体制也跟着松动。从这个意义上讲，价格体制的改革就是整个体制的改革。抓住了价格体制，就是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 第四、伴随价格体制的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计划指标由以实物为主、指令性为主转向价值为主、指导性为主，计划工作的重心转向制定中长期性战略计划，转向宏观控制。国家只要控制住宏观经济变量（如：总供给与总需求，总投资规模，利率水平，货币供应量、工资增长幅度、物价水平等），就可以保证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而无需直接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整个微观彻底搞活了。 第五、利改税的工作已经开始，但合理的税制只能建立在合理的价格制度上。在价格不合理条件下实行利改税，就类似在一个庄稼长的参差不齐的田里使用收割机，很难奏效。目前，我们不得不以税率的多样化（不同企业不同税率）来对付僵化的价格，这是违背税收的经济法则的。只有把僵化的价格变为灵活的价格．多样化的税率才能变成统—的税率。 第六、价格体制的改革将带动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合理的管理体制和合理的经济结构就同时形成，改革和调整就统—起来了。 第七、随着价格的合理化，各地区的优势就可以充分地显示出来，竞争的浪潮将冲破地方割据的防堤，合理的地域分工体系就会形成，中心城市的威力就可得到充分发挥。 第八、价格体系改革后，城市经济系统和农村经济系统就融合起来了，在—个共同的机制作用下有条不紊地动行。新的经济系统就形成了。 价格体系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体制的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达到合理，问题在于它是不是趋向于合理。 我们初步设想可采取以下步骤： (一)核定原牌价定量供应范围，把这个范围按基期年度水平固定下来不再扩大，并强迫供应企业按旧价格保证供应。这里既包括产品品种，也包括定量指标。一切新品种以及对原品种的新增需求不再保证牌价供应。不限量牌价供应的产品，说明牌价符合市场平衡价，牌价自行废除。 (二)冻结牌价定量供应的生活资料价格，严肃价格政策，安定民心。这部分商品的倒挂亏损继续由财政补贴。在正式改为市场价格以前．可以考虑适当程度的调价。但调价的目的是为改价创造条件，而不是堵塞改价的道路。某些只有少数人享受的物品应取消牌价。 (三)开放所有产品的议价市场，作为探索平衡价格的先驱市场。允许个人和企业对牌价供应的商品进行再交易，但对国营企业再交易的收入，应通过税收杠杆将其一部分上缴国家。 (四)划定行统一价格，协议价格和自由价格的范围。非竞争性商品和公共物品及劳务由国家统一定价，其他商品一律实行供求双方协议价格或自由市场价格。 (五)参照议价市场所形成的价格调整非竞争性产品的价格。允许议价市场长期存在以作为调价的反馈机制。对生产这类产品的大型企业实行国家经营。 (六)逐步放开实行协议价和自由价的生产资料产品市场。对原牌价与市场议价相差过大的产品可以实行分阶段放，或先调后放。 (七)在经济结构有所调整后，市场供求关系将发生变化，一部分定量供应的消费品牌价可能失去意义（如纺织品），牌价就自行取消。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将发生显著变化，现牌价定量供应的消费品在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将逐步下降，这样，在适当的时候就采取适当的办法取消全部消费品的牌价供应。这样做并不会引起大的不满情绪，因为人富了是不会计较小小得失的。 (八)在价格制度的改革过程中，国家应该进行灵活的市场经营：低价市场买进高价市场卖出，低价时期买进高价时期卖出。也应该鼓励商业企业和个体经商者进行类似的经营活动。总的目的是抑平价格波动。但同时应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欺行霸市行为的发生和联合瓜分市场等垄断行为的出现。 价格体制的改革事实上已经在进行，只是很大程度是一种自发的行为。目前市场上各种商品价格的管理很混乱．这种混乱表明了旧的价格制度的危机。企图用旧的价格管理办法来解决这种混乱是不会成功的。我们认为，这种混乱本身并不是坏事。关键在于我们对体制改革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我们能把价格体制的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个机制，自觉地利用目前市场上出现的多头价格的局面，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混乱给我们一个下台的机会，为我们有计划地改革价格制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就是说，价格改革的前期工程已经开始，先遣部队已经出发，现在该是我们因势利导，乘胜前进的时候了。 长期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若放活价格，必然引起互相哄抬物价，价格全面上涨。这种观点既没有经济学道理也没有事实根据。它把价格作为完全由人主观确定的东西，似乎卖者想要多少价，就可以得到多少价。如果这种观点正确的话，那八亿农民早就成为百万富翁了。事实上，价格决定有其客观的规律，绝不是人为可以改变的。过去我们运用政权的力量强行规定价格，但并没能取消市场价格的存在，设想某个供应者可以任意规定价格，就更是幼稚了。当然，不可否认，有些垄断性产品，生产者可以根据利润极大化原则规定一种不利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价格，也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主张对这类产品采取国家统一定价的政策。 价格改革会不会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升呢？我们认为是不会的。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宏观政策的话。理由是：第一，物价总水平取决于货币总供应量和商品供应量的比率。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条件下，只要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不超过商品供应量的增长率，物价水平就不会上升。在连锁反应的作用下，发生变化的只是价格体系，而不是物价水平。第二，随着价格体系的合理化，供过于求的产品价格下降，而供不应求的产品一方面由于浪费性需求的消失，另一方面由于供给的增加，价格不会上升太多，估计会落在现牌价与现市价的中间地带，总的物价水平基本上会保持稳定；第三，随着价格的合理化，要素和商品的流动性加大，统一的全国市场就会形成。市场越大，价格就越稳定，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还应该看到，牌价价格体系可以说是任意给定的，由此计算的物价水平并不反映真实物价水平，用这种不真实的物价水平来衡量价格体系合理化的物价水平是没有道理的。 五、不要被财政问题吓破了胆 我们知道，价格的功能在于调节供求关系，合理分配资源。但在旧体制下，价格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作税收杠杆（低价统购的所谓“暗拿”）和福利杠杆（低价供应、免费供应）来使用的，即被当作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来使用的。我们赋予价格过多的责任，结果就破坏了它本身的职能。现在要把价格召回来，让它安安心心地完成本职工作。但它过去的工作由谁来接管呢？这就提出了个财政问题。 财政问题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但它真得像我们有些同志想象的那么严重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相反，我们认为，只有改革价格体制，财政状况才会有根本好转。 先从财政收入看。 第一、在不合理的价格体制下。经济结构严重扭曲，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使得社会总生产停留在生产可行性边际之内。价格改革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促成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把社会生产推到生产可行性边际上。这种仅由价格改革而来的国民收入的增长就是我们难以估计的。这虽然仅是一种想象，但如果我们看一看农村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就不难看出，这是一种非常科学的想象。国民收入总额增加了，财源就扩大了，只要我们及时改革税收体制、财政收入怎么能不增加呢？ 第二、伴随价格制度改革而来的“大锅饭”制度的废除，会极大地调动企业和职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积极性。这种收入的责任制效应也是巨大的。原材料、能源涨价后，加工企业和耗能企业的收入并不一定有相应幅度的减少，这已有经验为证。如果我们的税制是健全的，怎么会出现企业多收财政反而少收呢? 第三、伴随价格的改革，一大批“投入大于产出”的企业将会被淘汰，国家甩掉了亏损补贴这个包袱，等于财政收入增加。 第四、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社会闲散资金聚多，居民储蓄剧增，国家可以适量发行公债．将—部分资金集中到手。 第五、开辟农村财源。农民富了，理应对国家多缴。事实上，许多富起来的农民对征税是有思想准备的。 总的讲，我们对财政收入抱乐观的态度。 再来看看财政支出。 第一，由于限定了消费品的牌价定量供应范围，国家用于这方面的支出不会有多大增加。 第二，价格改革后，基本建设是按效益的标准选择的，这就可以避免一些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项目的出现。这样，国家生产建设支出就限于一些重点项目，其他项目统统让地方和企业自已去办，即便造成浪费，国家也不承担责任。谁酿的苦酒谁喝。 第三、鼓励个人办学，企业办学，鼓励企业和个人向学校投资，鼓励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挂钩，促使科研单位的企业化。这样，国家用于教育科研的经费就不必增加很多。 第四、农村经济发展了，国家用于支援农业的款项可以相对缩小。许多事可以让农民自己办。城镇公共工程建设让地方办。 总之。我们认为，在价格体制的改革中，保持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是可以做到的。如国家仍感不放心，可将原财政收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强迫地方和企业缴纳。现在许多企业和地方并不害怕缴不上利税，只是苦于绑的太死。只要放开手脚，就会出现“众人拾柴火蹈高”的局面。 不仅如此，我们还认为，在改革时期，有适当的赤字并不一定是坏事，这己为近几年的实践所证实。有些主张搞赤字财政的同志引用西方国家的例证，而反对者则认为，西方社会是需求不足．而我们是供给不足，搞赤字等于火上加油。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过于简单化。应该看到，我们国家经济正处于结构性转变时期，如果搞赤字有利于结构调整，有利于动员闲散的资源，其结果正是增加供给而不是简单地扩大需求。在这个时期，出现某种程度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与财政赤字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另外，现在城乡居民个人储蓄增加很快，这些资金大多没有用于投资，国家向银行贷款并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如果财政的不平衡有利于总体经济的平衡，搞赤字就是值得的。这叫舍车保帅。把财政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实际上是自已吓唬自己。 对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的观点也不可绝对化。财政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控制宏观经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二是实现收入的再分配。前者奉行的是效率原则，后者奉行的是公平原则。财政收入究竟应该占国民收入的多大比例，应以满足这二个目的为限。实践证明，收入过于集中使用，往往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六、体制改革的几个障碍因素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以下几个障碍因素应加以注意： 第一、中国经济系统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许多运行功能不健全，既妨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也给计划控制带来一定的困难。这包括：大量自给性生产的存在，资源缺少流动性，信贷制度不发达，统计系统不健全，税务管理不严，信息传递不灵，司法制度不完善，人们的法治观念淡漠，等等。新体制下的宏观控制，是一种神经性控制，而运行功能的不健全使许多经济组成部分成为一块块“死肉”，对神经中枢的信息指令没有反应，这就使许多经济手段不能奏效。 第二、企业不适应市场，缺乏一代企业家。我们过去实行的是“国家本位论”，企业是行政机关的奴仆，只从事生产不从事经营。现在放活市场，企业要由生产型转变为生产经营型，这就类似要让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孩子独立生活，总得有个适应过程，开始时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加大了改革的摩擦系数。但应该把市场本身的缺陷和由于我们的企业不懂市场机制而造成的混乱区分开来。市场本身的缺陷要由计划来解决，但企业不适应市场的问题就只能由市场本身来解决。 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企业素质的核心是企业家的素质。伴随企业的转型，企业家的功能愈益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的时代是企业家的时代。企业家要具有获取新情报、发现新的投资机会、筹集资金、组织生产，引进新技术，开拓新市场的能力。这就要求企业家必须具备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但旧的体制窒息了这样的企业家集团的形成，领导我们企业的大多是一些“安全第一”的行政官员，而不是一批勇于探索的企业家。很难设想，一个导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在没有一大批企业家的条件下顺利运行。可以预料，如果我们有像步鑫生这样一大批新时代的企业家，我们的体制改革就会顺利得多。 第三、经济管理部门的不适应。旧体制下，上级管理部门是依靠直接的行政命令来实现对经济的管理的，新体制要求经济管理无论从指导思想上还是具体方法上都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这无异于让一个作战指挥部去接管—个跨国公司。许多同志搞经济，可以说是“管死有方、搞活无法”。新体制下，要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他们就束手无策了。 第四、人们的价值观念不适应。我们过去总是习惯于用道德标准衡量经济活动，把经济与道德混为一谈。历史已经证明，道德的统治在经济上已经行不通，但现实又告诉我们，经济的统治又在道德上受到鄙视。对先富起来的农民的看法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看来，人们的价值观念的不适应是体制改革的一个严重障碍。 1984.4.21　初稿 《经济日报》1984年9月29日第3版。

最早听原生态民歌手高风宁唱歌，好像还是在多年前的《山西卫视春晚》上。白羊肚手巾羊皮袄，典型的陕北人打扮。可能是由于当时电视晚会的原因，感觉被导演导过之后和其他民歌手大同小异。最近在参加朋友的活动上偶遇高老师，此人性格开朗，就像他的艺名“高兴”一样，浓浓的陕北庄稼人的憨厚随和品质。歌声一亮，立刻把我这个比较挑剔的耳朵吸引了，个性实足，气场爆棚，观众叫好声连续不断，返场一首又一首。《圪梁梁》《兰花花》《想亲亲》《羊肚肚手巾三道道蓝》听得叫人如醉如痴。享受完高风宁老师的演唱，感觉还是那句老话：“高手在民间”。聊天中得知，高老师原是武警187师的老兵，退役后从榆次经纬厂文艺汇演中培养选拔出来的原生态民歌高手。我们为高老师、高老兵、极具大将风范的民歌手点赞。高风宁，艺名：高兴，陕西吴堡县张家山乡高家庄村人。吴堡中学高90届2班学生。2003年荣获第十届全国推新人大赛山西赛区成人声乐组总决赛全省十佳优秀奖。2004年荣获全国农民歌手大赛一等奖。2005全国南北民歌擂台赛歌王奖。山西省原生态唱法金奖。2006年参加山西卫视春晚。2007年参加晋中市第二届运动会·“中国人寿杯”中学生田径运动会颁奖及闭幕式文艺晚会——《山丹丹花开红艳艳》2008年参加太谷县经贸局党委庆“七·一”表彰晚会——《桃花红 杏花白》、《想亲亲》2008年参加山西卫视《中国风》第三期——《羊肚肚手巾三道道蓝》2011年参加山西卫视《爱唱老情歌》——《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泪蛋蛋抛在沙蒿蒿林》。2015年参加山西卫视春节联欢晚会——《山东酒歌》2015年参加中国知青网陕西联络站挂牌仪式——《圪梁梁》2015年参加陕北民歌手网络人气王大赛。数据来源：金玉米视频

张维迎在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结交的朋友中，杜厦是一位天生具有领袖气质的人。从小到大，无论做什么，他身边总是有一批追随者。他是“文革”后中国第一个计量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是参加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125位代表之一，本有希望成为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有潜力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但他最终选择弃学去政，经商办企业。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个天生的企业家！他的选择不仅适应了时代，而且改变了时代！如果没有众多像杜厦这样的企业家，我们生活的环境会与现在完全不同。什么是企业家？依我的理解，企业家就是那种靠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坚定的信念，杰出的组织才能和钢铁般的意志，以及大胆的冒险精神，把假设的事情变成现实的人。对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假设是假设，现实是现实，但对真正的企业家而言，假设就是他们想象的现实，把假设变成现实，就是他们的使命。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所谓“决策”，就是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目标。这样的决策模式或许符合大部分人的行为方式，但与真正的企业家决策相距甚远。对企业家来说，约束条件不是给定的，而是可以改变的。他们不仅试图改变资源和技术约束，甚至试图改变人们的偏好。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成为经济增长的真正推动力。或许，我们可以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古语诠释企业家与常人的不同。对常人而言，米是做饭的先决条件，没有米，确实做不出饭来。由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为常人的不作为提供了正当性理由。但对企业家来说，无米不是做不成饭的借口；只要想做饭，就一定能够找到米---即使找不到现成的米，也可以说服人们种谷子，只要后者相信他能支付足够高价钱。事实上，正因为大部分人认为没有米就做不成饭，因而放弃了做饭的念头，企业家做的饭才能卖出个好价钱，赚上一大笔钱。当然，假设能否变成现实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再伟大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控制所有这些因素。这就是生意上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意味着企业家的计划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所以在常人看来，当企业家的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是“空想家”，甚至是“疯子”；当企业家的设想变成现实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万众敬仰的“英雄”；但如果企业家的计划失败了，他们就是地地道道的“骗子”。套用炊米的比喻，如果他们确实找到了米，也做出了顾客可口的饭，借给他们米的人（或在他们的诱惑下才播种谷子的人）得到了自己的收入，酒足饭饱的顾客们心满意足，拿到工资的雇员笑逐颜开。但如果他们找米失败了，想来吃饭的顾客会说他们是“牛皮大王”。或者，即使找到了米，但由于断水断电或别的什么的原因，没有按计划做出可口的饭，因而没有收入支付当初许诺的米钱，借给他们米的人会指控他们欺诈，他们就成为众矢之的。因而，企业家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之类的人。与骗子不同的是，骗子从始到终就是想方设法把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而企业家想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新的财富来。杜厦作为企业家，杜厦是成功的，是“王者”。但从这本书讲的故事中，他也多次差点落为“寇”。让我用其中的一个故事说明这一点。杜厦是1987年“下海”的。靠咨询和组织“李宁告别体坛晚会”，到1989年初，他的“克瑞思公司”已积累了3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此时，他决定投入200万元在香港市场做外汇交易，想成为一位金融家。开始的时候，一帆风顺，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净赚200万，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这让他变得过于自信（这是人类的通病），野心越来越大，开始托朋友担保从银行借钱炒外汇。他赌的是日元升值，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由于日本政局动荡不安，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换了三位首相，加上其他要素，日元对美元的比价一路下跌，到6月份，他不得不“斩仓”，总共亏损了1800万港币，把自己原来赚的钱都搭进去，还留下1400万港币的债务。如果就此躺倒，他就会成为一个十足的“骗子”，不仅会连累朋友，失去友谊，变成孤家寡人，甚至可能遭受牢狱之灾。他也确实曾有过从办公楼所在地深圳国贸大厦50层的天台上跳下去，一了百了的念头。但杜厦就是杜厦，像许多优秀的企业家一样，他不是一个容易被失败击跨的人。他想的是，如何在10个月的时间内赚到足够的钱，把所欠的1400万债务还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很快有了一个奇思妙想。当时，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访华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他断定，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两国间各种交流活动即将全面开始，而首先解冻的，一定是文化交流活动。他对1957年在北京看过的苏联国家大马戏团的精彩演出，仍然记忆犹新。如果趁着中苏解冻的机会，把精彩纷呈的苏联大马戏团，请到中国来做商业巡演，一定会获得成功。如果这个“奇思妙想”能够实现，说不定可以一举还掉所有欠债。为了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他首先得说服文化部。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活动都是由政府出钱、官方操办。要说服文化部同意把中苏文化交流这样的大事交给他这个个体户操办，不啻是个近乎天方夜谭的疯狂想法。何况，他和文化部八竿子也搭不上任何关系。但他还是做到了。他找到了让文化部主管官员心动的道理。他说，由他来操办商业化演出，既给文化部提供了一个拔得头筹的表现机会，又开创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崭新形式，还给文化部节约了大量的预算经费。对于文化部来说，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他的提议确实让文化部的主管官员动心，但后者还是担心，如果商业巡演赔钱，半途干不下去了，你杜厦可以撂挑子走人，但文化部就要被迫再重新把项目接过来，加倍地花钱，继续完成巡演任务。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不仅比文化部自己从头干要艰难很多倍，还要让主管官员们在部里丢人现眼。“你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放心的保障措施吗？”为了打消文化部主管官员的担忧，杜厦承诺给文化部一份50万美金的不可撤销担保函，该担保函由国家官方金融机构提供。有了这一担保，主管官员和文化部便不会有任何财务风险。文化部的事情就这样搞掂了！这是真真切切的空手套白狼。如果文化部的主管官员知道杜厦当时不仅身无分文，而且负债累累，他们绝不可能把这个中苏文化交流项目授权给他。但如果真能让金融机构开出50万美元的担保函，文化部又何必在乎他现在是否有钱呢！他去哪里找50万美元呢？其实，在大年初二去北京的火车上，他就盘算好了这步棋。他深圳居所隔壁的邻居，是“中国租赁总公司”总经理李西元，他决定说服后者与自己合作。回到深圳后，他向李西元建议：在这场势必轰动全国的商业巡演中，我在全程近百场的体育馆大型演出中，给你一块重要的广告位置，置放中国租赁总公司的横幅场地广告。李问需要支付多少广告费？杜厦回答：一分也不要。如果中国租赁总公司愿意出具50万美金的担保函，你们的广告全程免费。李觉得捡到一个大便宜。50万美元的担保函就这样搞到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邀请到苏联马戏团，那才是真正的“米”，没有这“米”，“饭”是做不成的。但直到此时，杜厦本人还没有去过苏联，与苏联马戏团没有任何联系。要邀请到马戏团，必须亲自去苏联谈判，而且必须由文化部官方出面，因为当时的苏联还是计划体制，对外演出都是政府主管部门统一安排，苏联文化部不可能接待一个中国个体户。组团去苏联谈判需要经费，杜厦没有钱，中国文化部也不可能出钱。他说服李西元出钱，并随团去苏联参加谈判。后者答应了，因为那毕竟是一笔小钱。到了莫斯科后，杜厦才知道，苏联有80多个马戏团，个个有精彩的节目，但由于演出场次少，连工资也发不出来，所以组成马戏团不是问题，问题是演出费用。谈判对手是苏联文化部对外演出总公司总经理马克西莫夫，他拥有决定苏联对外演出一切事宜的权力。马克西莫夫傲慢、蛮横且绝不妥协。他开出的价是每场演出五千美金。他说，这是充分考虑了中国市场的实际情况后，给出的最优惠报价。杜厦自己判断，五千美元一场确实不贵，但还是立即回绝了，给出的还价是一万人民币。对方回复“这是不可能的。”协议没有达成。五天之后，中国代表团从列宁格勒回到莫斯科，谈判继续进行，但双方各自坚持自己提出的价格，毫不妥协，谈判陷入僵局。在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的当天上午，马克西莫夫把每场演出的报酬降到3500美金，杜厦还是拒绝了，仍然坚持一万人民币，一分也不能多。就这样，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个个情绪低落，为这次出访没有达成最终成果而感到遗憾。他们都认为，3500美元，甚至5000美元的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他们不明白杜厦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搞砸。但杜厦本人并没有像其他成员那样沮丧。他有自己的判断。根据他对苏联演出市场的分析，他坚信对方最后会接受自己的报价。所以告别时，他给对方留下话：如果一周内改变了主意，同意一万人民币的报价，可以用传真告诉中国文化部。商业谈判确实是一场心理战。回国后，是坐立不安的等待，但杜厦赢了！在约定期限的最后一天，离莫斯科下班时间不到15分钟的时候，马克西莫夫发来了传真，接受了一万元人民币的报价。几个月之后，由83位苏联演员和一群老虎、狮子、骆驼、大象组成“苏联国家大马戏团”浩浩荡荡从满洲里进入中国，转战七个城市，为期三个月，演出上百场，场场爆满。最后一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演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出席观看。苏联马戏团在中国的巡回演出，也创造了商业奇迹。扣除所有成本和费用，杜厦净赚了1500万元人民币。这样，在到期之前，他还上了欠银行的1400万债务。他兑现了自己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他成了英雄！这个故事说明，企业家要把想象的事情变成现实，需要许多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是现成存在的，而是需要他们自己创造。而且，这些条件是相互依赖的：条件A依赖于条件B，条件B依赖于条件C,条件C又依赖于条件A。它们中任何一个如果不能实现，都会使得整个计划流产。正因为如此，失败的企业家很容易落个“骗子”的名声。可以设想，如果杜厦不能成功说服中国租赁总公司总经理开具50万美元的信用担保，在文化部主管官员的心目中，他就是一位骗子；如果苏联演出公司总经理在最后一刻坚持不妥协，甚至中国租赁总公司总经理也会把他当作骗子；如果演出没有赚到足够的钱，原来借钱给他炒外汇的银行也会认为他是骗子。幸运的是，他把每一个条件都做成了。当然，他的成功靠的主要不是运气，而是他的企业家精神。杜厦在这个故事中表现出的企业家精神具有普遍性。美国企业家塞勒斯·韦斯特·菲尔德（Cyrus West Field）因铺设第一条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而名垂青史。但他也曾因为最初的失败被认为是个大骗子。当他于1854年提出铺设大西洋海底电缆的设想时，学者们都激烈反对，认为这不可能，甚至连电报发明家莫尔斯都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风险。尽管跨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早已于1850年成功铺设，但连接美洲和欧洲的跨大西洋海底电缆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各种因素尚不为人知。海洋的深度还没有测出，海底的地质结构也只有大概的了解，电缆能否承受住海水的压力还没有进行过试验。还有：从哪里弄到巨船来运载两千海里长的电缆？又从哪里弄到大功率的发动机来这么长距离地不间断传送电流？绝缘材料是否可靠？大洋深处的磁场是否会导致电流疏散？如此等等，人们有每一个理由怀疑他的想法。尽管如此，凭着他过去积累的良好信誉和坚定的信念，菲尔德还是说服了大西洋两岸的一些有钱人投资他的事业，他的股东名单上有英国著名小说家萨克雷和拜伦夫人的名字。1857年8月的第一次铺设从爱尔兰开始，到第六天的时候，铺设了335海里，但第六天晚上，电缆从放缆车上断裂了。要找到那扯断的一头是不可能的。1958年6月的第二次铺设也因为天气原因失败了。两次失败已消耗掉资本金的一半，可是什么结果都没有。股东不干了，董事长主张把剩下的资产卖掉，副董事长附和，并且辞职，以此表示他不愿再同这件荒唐的事有任何瓜葛。但菲尔德坚定的信念并没有因此动摇。他解释说，什么也没有损失，经过这样的考验，证明电缆本身的性能非常好。在他的坚持下，第三次铺设启动了。1858年7月28日，两艘铺设船在大西洋中间预定的地点会合，然后同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出发。到8月5日，向西的“尼亚加拉”号报告说，它在铺完1030海里后，现在已到了纽芬兰的特里尼蒂海湾，并已看到美洲的海岸；向东行使的“阿伽门农”号也报告说，在铺设完一千多海里之后，它看到了爱尔兰海岸。成功了！ 8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的贺电传到了纽约，美国总统布坎南也向维多利亚女王回了电报。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能把一个想法瞬时飞越大西洋！全球轰动了！8月17日，报纸用特大号的醒目标题欢呼这次胜利。8月31日，纽约全城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菲尔德成为大英雄，坐在游行队伍的第一辆马车上，美国总统坐着第三辆马车参加了庆典。但此时，电缆突然不工作了。9月1日之后，不再有电报信号传来！这个坏消息不胫而走，菲尔德成了罪人，人们说他是个大骗子，欺骗了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世界。有谣传说，越过大西洋的电报从来就没有传来过，那份英国女王的电报完全是菲尔德自己捏造的。还有人说他早就知道电报失灵，但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隐瞒事实，并利用这段时间把自己的股票高价脱手。这个昨天还被当作民族英雄的人，现在却不得不像一个罪犯一样躲避自己昔日的朋友和崇拜者。在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沉寂了六年之后，菲尔德又重新站起来了。当时美国处于内战期，他从英国曼彻斯特、伦敦、利物浦筹集到了60万英镑，获得原来的经营权，两天之内就买下了当时最大的船---伟大的东方人号，并且为远航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伟大的东方人号吃水两万两千吨，能负载全部电缆，1865年7月23日，这艘船装载着重达九千多吨新的电缆，离开泰晤士河。没想到，第一次试验又失败了---在铺到目的地以前两天，电缆断裂，损失60万英镑。菲尔德重整旗鼓，1866年7月13日，伟大的东方人号第二次出航，终获成功！从大西洋彼岸传来的电报信号十分清晰。1866年7月29日，维多利亚女王和约翰逊总统交换了正式的电报信息。更巧的是，数天后，原先那条失踪的旧电缆也被找到了。这样，两条电缆终于把旧大陆和新大陆连成一个世界！电缆运营服务的第一天就赚了1000英镑。菲尔德也洗刷了自己背负的“骗子”名声，再一次成为大英雄！埃隆·马斯克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位从南非移民到美国的企业家，最近因为SPACE-X（太空探索公司）成功发射猎鹰号重型火箭而名声大振，有人甚至认为他是比斯蒂芬·乔布斯还要伟大的当代企业家。但埃隆·马斯克的特拉斯电动汽车公司和SPACE-X公司都曾多次处于破产的边沿。SPACE-X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曾连续三次失败，到第四次发射成功的时候，公司已不得不为支付员工的工资苦苦挣扎。特斯拉公司曾有超过1200份订单，从顾客手里拿到几千万美元的资金，钱很快花完了，但只能交出不到50辆的车。马斯克曾不得不冒着坐牢的风险挪用他人的财产。2008年5月，“汽车真相”网站开设了一个“特拉斯之死倒计时”的专栏，有一天甚至同时出现了50篇谈论特斯拉会如何灭亡的文章。2008年10月，公司一位员工甚至写公开信，谴责公司对顾客的欺骗行为。看了公司的财务状况，马斯克自己也怀疑汽车做不下去了，他的夫人也开始把他的人生看成一出莎士比亚悲剧。此时，原来的投资人也失去了信心，不愿再把钱投进这个无底洞，有的投资者甚至想把马斯克驱逐出特斯拉公司。为了说服投资人改变主意，马斯克不得不虚张声势，谎称他可以再从SPACE-X借4000万美元完成这轮融资，而事实上，当时SPACE-X的财务状况也岌岌可危。当经过一波三折，SPACE-X公司终于于2008年12月23日收到NASA(美国宇航局)的16亿美元的款项时，马斯克激动地留下了眼泪。这笔钱是SPACE-X为国际空间站提供12次运输的预付费，没有这笔钱，公司在几个小时内就要宣布破产，马斯克必将会以骗子的名声载入史册，而不是以杰出企业家的形象受人崇拜。企业家要把想象的事情变成现实，需要一种改变他人信念、说服他人做自己所希望的事情的能力。在斯蒂芬·乔布斯身上，这种能力被概括为“现实扭曲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事实上，就我的观察，所有优秀的企业家都必须具有这样的现实扭曲场，尽管程度有差别。在我与杜厦的交往中，我就切实感受到了他的“现实扭曲场”。记得2004年的时候，我曾给自己立下规矩，不担任任何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也确实曾拒绝了几家大公司和金融机构的邀请。但有一天，已有几年不见面的杜厦突然闯入我的办公室，他一坐下，就说要我加入他的董事会，我说这不可能，我不能破自己立的规矩。他要我先不急于拒绝，然后就打开笔记本电脑给我谈他的公司，没谈多久，我就鬼使神差地破了戒，接受了他的邀请。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位敢说“NO”的人，但他的现实扭曲场实在是太强大了。当然，骗子也有一种“现实扭曲场”。不同的是，骗子让你相信的是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企业家让你相信的是他自己坚信不疑的东西。《一个人和他的时代》是杜厦用十年时间酝酿写成的自传，如书名所示，这是他一个人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他要我为他的书作序，尽管我是一个不愿意给别人的书写序的人，但这一次，我还是没有办法拒绝他。好在这本自传确实精彩，能给此书作序，也是我的荣幸！2018年2月14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