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升素质教育，丰富校园文化，发挥学校教师特长，全方位培养学生才艺，学校精心打造了多元化社团课程，让学生沉浸在多姿多彩的社团中，在兴趣中发展，在实践中求知，在合作中成长。足球社驰骋绿荫，“足”梦前行。足球社团丰富校园社团文化，让孩子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足球带来的不仅仅是赛场竞技的胜负，更能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孩子们在训练中熟悉了球性，掌握了基本技术和方法，培养了体育运动兴趣，增强体质，拓宽视野。篮球社我校篮球社团活动丰富，学生通过学习篮球课程，能在奔跑、跳跃的过程中，发展力量、速度、耐力和灵敏等素质;能在复杂多变的赛场上，提高分析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在相互配合的过程中，培养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品质；能在观赏比赛的过程中，培养审美情趣，丰富课余文化生活。绘画社以美育美，灵动多彩。绘画社团用艺术启迪智慧，开发孩子们的美术天赋，释放了孩子们的无限创想，加深了色彩体验，提升了审美理解能力和创造表现力。舞蹈社舞蹈艺术是一种集体能、艺能、智能、气质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是一种融音乐韵律、人体美感、肢体技能于一身的有机整体。舞蹈艺术对学生的身体成长、品行素质、自身修养及智力开发等方面均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剪纸社剪纸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历史悠久，是我国优秀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沉积了数千年传统文化的民俗载体，藴涵着民族文化和艺术的精华，有着独特的魅力。DIY编织社DIY编制社是一个以服务同学，丰富学生课余时间为宗旨，进行手工制作活动的社团。以“发现美、创造美、弘传统文化”为口号，能够很好地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力。礼仪队在有趣的日常培训中，学会端庄笔挺的站姿，优雅标准的手势，温柔真诚的微笑，展现吴中学子的专业素养和精神风貌……象棋社主要带学生们去认识象棋，学习象棋文化，以及象棋的规则。通过从接触到了解再到自己思考三个步骤，让同学们渐渐地去学会下象棋，热爱象棋，培养学生沉着冷静、智高谋广、毫不畏惧、胜不骄败不馁的象棋精神。心理社当青春的天空布满灰色时，需要调节和释怀，心理学社为他们提供了温暖的港湾，通过科学的方法释放压力，发现自我，得到蜕变。除了以上展示的社团，数独，英文电影赏析，合唱社，汉服社，书法社等社团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彩社团促成长，筑梦未来正当时。我们相信，给学生一个舞台，他们就可以不断地挑战自我，在舞台上熠熠生辉。我校会坚持举办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促进同学们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同学们的成长与发展提供锻炼的机会。“办家门口的好学校，促进每一个生命成长与发展”，吴中人一直在路上！（图文：景越 审核：任维玮）

为建设品质吴堡中学，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加强美育教育，落实思政教育，推进和谐校园，提高全体师生的艺术修养，促进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按照学校工作的统一安排，在艺体中心和团委牵头下，1月5日晚，吴堡中学高一年级部在校多功能厅举办了主题为“唱响青春，奔向未来”的三歌比赛。校级领导、各部门主任、团委书记、高一年级部领导、全体音乐老师、高一全体班主任和高一全体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比赛在全体师生嘹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随后高一各个班级分别演唱吴堡中学校歌和班歌，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各班统一着装、精神饱满，按照校歌、自选歌曲的顺序依次上台演唱。台下座无虚席，评委们认真聆听，仔细点评。现场丰富多样的合唱形式和激昂嘹亮的歌声引来全场阵阵喝彩。经过激烈的角逐，高一（1）班荣获一等奖，高一（3）（4）班荣获二等奖，高一（2）（5）（8）班荣获三等奖，高一（6）（7）（9）班荣获优秀组织奖。宋奥杰、刘嘉乐、张慧荣被评为优秀指挥员。宋奥杰、张宸若被评为优秀主持人。最后各部门主任、团委书记、校级领导为获奖班级和个人颁奖并合影留念。通过“三歌”比赛，丰富了师生课余生活，营造了和谐、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展现了我校学生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了学生爱党、爱国、爱校的情感，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起到了积极的教育意义。（图文：简科军 审核：罗小平）

“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为了加强学生德育教育，磨练学生知砥砺、勇挑战的坚强意志，培养学生肯吃苦、敢超越的奋进精神，11月17日中午，吴堡中学举行了青春励志行，奋进心征程为主题的远足研学活动。少年出征追梦路，斗志昂扬励志行。中午12:20，全体学生在操场列队集合，举行远足启动仪式，吴堡中学副校长刘杰、薛富平、薛喜堂，党总支副书记刘飞，学生发展中心副主任宋战鹏、马宇明、康大朝分别就安全保障、纪律要求、应急措施等方面做了周密详尽的安排，各年级部主任为各班授旗。副校长薛喜堂号令一发，远足出征。挑战极限意风发，团结奋进展风采。本次活动从学校出发，沿着沿黄路一路向南，到达绥德县枣林坪上河源景区，休整后再由原路返回。一路上，师生排列整齐，背着行囊，欢歌笑语，充满活力，阳光上进的队伍绵延数百米，成为一道由校服红组成的靓丽风景线。 徒步6.6公里后，全体师生到达上河源景区。在景区稍作休整，补充能量后，师生们又踏上了返校的路程。返程才是真正挑战的开始，但全体学生、班主任老师相互鼓励，步履坚定，沿黄路上满载青春的意志风发，脸庞的汗水彰显着学生们的坚定意志。迎风飘扬的旗帜书写着少年的永不放弃。学生或快跑，或相互扶持，或鼓励加油，充分体现了吴中学子坚韧不拔、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奋斗是青春最亮的底色，行动是青春青年最有效的磨砺。此次远足活动不仅锻炼了学生们的体魄，也锤炼了学生们的意志，培养了学生们不畏难、不服输的精神。愿少年在征途后回眸时，眼里有星辰大海，胸中有沟壑万千，心中有繁花似锦。（供稿：党宣办）

2023年11月3日，我校80届杰出校友——太原理工大学教授寇子明回访母校。校长寇建兵，副校长刘杰、薛喜堂热情迎接。在寇校长的陪同和讲解下，寇子明教授参观了学校的“三馆、五苑、一墙、一廊、一场、一基地”，了解校园文化建设和近几年的高考成就。寇教授夸赞了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创新的文化建设、辉煌的办学业绩和不断提升的社会影响力。他表示愿意继续为吴堡中学捐资助学，帮助更多贫困的优秀学子圆梦理想。寇子明教授为了回馈母校、助力人才培养，在2019年为我校捐资10万元，我校设立了“寇子明奖学金”，主要用来奖励我县中考前30名并且留吴堡中学就读高中的优秀学生，为吴堡留住优秀生源作出了突出贡献！校友是母校的宝贵资源和财富、是学校引以为傲的风景、是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吴中的过去熔铸着校友的心血，吴中的今天更是承蒙校友的支持。吴中人将以杰出校友为榜样，成为新时代的杰出人才，为吴中的发展再发强力，为民族的复兴再绘华章！（图文：党宣办）

为了进一步规范学校跑操和课间操，推动学校阳光体育运动的开展，培养学生良好的团队精神和体育道德，增强学生体质，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氛围，展现当代学生的风采，吴堡中学于2023年10月13日在学校操场举行了2023年高一年级“两操”比赛。校长寇建兵、副校长薛富平、工会主席宋爱军、艺体中心主任鲁根利、高一年级部副主任宋战鹏、比赛总裁判长王军出席比赛现场。赛前，为确保此次比赛的顺利进行，学校艺体中心制定了详细的比赛方案，保障比赛有序开展。体育教师及班主任精心策划、密切配合、科学训练，充分利用课间操、体育课的时间，让每一位同学掌握动作要领、节奏和力度要求。赛跑操展示时，同学们服装整齐、动作整齐划一，个个精神抖擞、神采飞扬，口号洪亮。课间操展示时，随着《奔跑的青春》音乐响起，同学们昂首挺胸，动作娴熟到位，张弛有度,每一名学生都以昂扬的斗志昭示着认真拼搏的青春风采;每一个班级都用整齐划一的动作展示着班级的团结一致，奋发向上。“两操”比赛的圆满成功，不仅检验了体育教学的效果，更是促进了“阳光体育”活动的开展，是全体师生凝心聚力的结果，让我们看到了班主任工作的尽心尽力，看到了体育老师教学的精益求精，同时增强了班级凝聚力，培养了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和集体荣誉感，展示了吴中学子阳光健康、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图/文 薛瑞）

吴堡中学第五届秋季田径运动会顺利举行

吴堡中学2023年度学生获奖统计表序号姓名获奖项目获奖等级授奖单位获奖时间备注1韩瑞榆林市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3.52弓思雨榆林市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3.53薛珍妮榆林市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3.54郝娉婷榆林市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3.55李瑞峰榆林市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3.56薛妍初榆林市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3.57洪欣兰榆林市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3.58王悦彤榆林市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3.59丁镜元榆林市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3.510杨晨凯榆林市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3.511李宇杰陕西省春芽杯艺术展演活动绘画类优秀奖陕西省教育厅2023.612李智陕西省春芽杯艺术展演活动绘画类优秀奖陕西省教育厅2023.613王涛陕西省春芽杯艺术展演活动绘画类优秀奖陕西省教育厅2023.614赵婧含清廉书画展评绘画组一等奖吴堡县教体局2023.615冦雨乐清廉书画展评绘画组二等奖吴堡县教体局2023.616李彩荣清廉书画展评绘画组三等奖吴堡县教体局2024.617宋丹雨清廉书画展评绘画组三等奖吴堡县教体局2023.618高姝然清廉书画展评绘画组三等奖吴堡县教体局2025.6

吴堡中学2022年学生获奖统计表序号姓名获奖项目获奖等级授奖单位获奖时间备注1薛宇杰陕西省2021年中小学爱国主义影评三等奖陕西省教育厅2022.22慕建羽陕西省2022年中小学爱国主义影评三等奖陕西省教育厅2022.23郭彰榆林市2022年“校园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2.54张妍玲榆林市2023年“校园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2.55宋嘉元榆林市2024年“校园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2.56张一波榆林市2025年“校园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2.57薛舒畅榆林市2026年“校园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2.58张璇榆林市2027年“校园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2.59王霄霄榆林市2028年“校园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2.510马梓函榆林市2029年“校园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2.511宋浩源榆林市2030年“校园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2.512慕建羽榆林市2031年“校园十佳之星”榆林市教育局2022.513慕建羽第39届全国中小学生物理竞赛三等奖中国物理学会2022.1114宋浩源第40届全国中小学生物理竞赛二等奖中国物理学会2022.1115王柳猇陕西省中国小学爱国卫生卡通画入围作品陕西省爱国运动委员会2022.11

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意志坚定，斗志昂扬。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肩负使命，在国旗下书写无悔的青春......他们，就是吴堡中学国旗护卫队！吴堡中学国旗护卫队是一个充满向心力的集体，对于他们来说，升国旗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自豪。在这里，他们收获的是强健身体、是深厚友谊，更是肩上那份守护五星红旗的光荣感。在国旗护卫队的同学心中,每一次升旗仪式都是神圣的，升国旗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却需要经过反复的训练，同样的动作却在一次次的重复中变得不同。看他们一袭军绿，英姿飒爽，笔挺服装下的身躯，也曾刻苦磨练，汗流浃背，确保站在台上的他们是最好的自己。白衣浸月光刻苦磨砺在无数个静夜里脚步震彻训练场不畏惧风雨不吝惜汗水因为他们肩负信念与理想而国旗永远向阳汗水升华成力量，坚持凝聚成荣誉。在未来的日子里，国旗护卫队将继续国旗下的坚守，扛好国护这面旗帜，严于律己、齐心协力，努力成为吴中校园里一道更加亮丽的风景线。 风霜里，飞雪中，国旗下，国护与你 ，并肩而立！（图文：景越 审核：任维玮 康大朝）

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2017年6月10日，在美丽的黄河之滨，在大家共同的家乡，我们高七三级一班的同学，相聚了！我们多年的希望、梦想、期盼实现了！面向黄河，面向母校，面对老师同学们，我们大声说，我们是宋中高七三级一班，我们回来了！我们相聚了！我们要聚会，不能不首先说的就是李务滋老师。时过境迁，我们看看40多年后的2013年老师是怎么说的。李老师在她的画册《春风时雨话人生》中描述了她所带的高七三级一班——1971年，我带了新组成的高七三级一班。我不断总结带班的经验教训，顺应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用培养一个带动一批、教育一个警醒一片的方法，促使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推波助澜，共同前进。在重视思想、道德、品质、修养教育的同时，抓住主要矛盾，围绕学好各门功课，不断增强同学们学习的自觉性，努力提高学业成绩，使全班逐步形成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刻苦学习、勇于拼搏、昂扬向上的良好氛围。二十多年来，我送走了一班班毕业生，迎来了一批批新同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没感觉厌倦和麻烦，反而觉得津津有味，乐在其中至今仍回味无穷。老师在画册中用一个个具体事例，回味了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日子，介绍了弟子们的过去和现在。如潺潺流水，娓娓道来。她的儿子宋增卫说，任中高六五级和宋中高七三级一班是他母亲最引以为豪的“杰作”。母亲要求他在整理编辑画册时，一定要多为这两个班大书特书一笔。老师是伟大的女性，陕北闻名的教育行家，桃李满天下。我们怀念老师，感恩老师。老师您引以为豪的高七三级一班全体同学，在毕业44年后终于聚在一起。虽然您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但学生永远记着您，怀念您，您永远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永远是您的学生！这里，我们还需要特别感谢当年宋川中学的老师们——刘绍德校长，宋炳希主任，宋荣辉主任，班主任和政治老师李务滋、语文老师黄青山、数学老师魏光华、物理和体育老师南国伦、化学老师郑学孔，俄语和历史老师李启成，数学老师魏峰、数学老师谭齐国，物理老师任炳发、生物老师李旺，宋中的大总管宋均太老师。没有老师们的辛勤耕耘，就没有学生的今天！我们需要大声说出来，谢谢老师们！刘绍德校长宋炳希主任宋荣辉主任下面，就该说说我们班了。在毕业照上共有54人，上学期间，参军、转学、退学7人，这样全班同学共61人，去世的11人，现健在的只有50位同学了。说这个班的聚会就要先说说这个群——“我们这一辈”。这个群是1月14日建立的，经过30天，于2月13日把全班同学都找到，做到了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能够实现聚会，群的功劳功不可没！我们应该感谢建群的几位同学，李逢林同学、宋来生同学、王艳林同学、李保秀同学。我们还应该感谢此次为了同学聚会而辛勤工作，默默奉献的所有同学们。我们应该怀念那位热心同学事业，努力奋斗，事业有成，今天应该到会而未能到会，给我们留下无数记忆的宋平柱同学；我们还应该怀念那早已离世的十名同学。他们是：薛绥平、薛振峰、王居平、李邦、宋耀成、景象桂、霍春大、贾平武、宋建文、霍锦文。为了实现聚会，在渡过了那段煎熬的日子后，我们重新开始了工作。筹委会同学多次讨论，多次研究，并征求了部分同学的建议和意见后，4月15日我们终于正式启动了聚会工作。近两个多月来，大家集思广益，积极筹备，今天大家终于可以坐在一起了。我们，我们高七三级一班同学聚会今天终于实现了！分别44年了，我们风雨兼程，一路走来，道路坎坷。既有高山，也有大川；既有阳光，也有风雨。说风光无限也好，说艰难困苦也罢，我们这一路又有风景，又有故事。通过网络调查，我们统计整理，一切用数据说话！我们班同学是爱学习的，大家利用各种形式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毕业后，有的同学进入大学、中专继续上学深造，有的同学进修、培训，充实提高。为自己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二十多名同学不畏艰难走上了这条求学之路我们班同学是热爱老师这个职业的，老师是一个崇高的称呼，十几名同学曾经先后从事这个职业。以此为终身职业的有九名同学，他们是：冯爱萍同学、张炳英同学、薛青莲同学、李逢林同学、寇辉英同学、刘兴旺同学、薛芳同学、曹俊莲同学、李文兵同学。我们向他们致敬！我们班唯一一个从事救死扶伤职业的是丁杰智同学，我们为他点赞！我们班同学不仅崇文，而且尚武。投笔从戒、参军卫国的有，慕生让同学，慕明彪同学。还有薛绥平同学。热爱军人，甘当军嫂的有王艳林同学、吕玉琴同学、高治丽同学。做警察、保境安民的有卜醉生、薛荣堂同学。我们应该给他们点赞！下乡插队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标记，十多名同学为乡村建设奉献了他们的青春年华！在我们的同学中，有人一直生活在农村。无论是出外务工，还是在家耕耘，或者相夫教子，照顾孙辈，都做出贡献，都值得大家尊重。张宝亮同学一直担任村主任、支部书记，宋来生同学担任村主要领导，白耀峰同学白手起家，创办企业！他们也是同学中的校校者！在我们的同学中，有四名同学入编吴堡中学校志“人才济济桃李芬芳”篇，多名同学获国家、省、市、县、单位的表彰和奖励。我们的同学晚年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上老年大学的慕奶英同学跳舞跳到香港，跳到了北京！李逢林同学获得杨凌电视台歌手大奖！无论是在外地工作生活的同学，还是在本地工作生活的同学，大家都为我们伟大的时代做出了贡献，大家的生活都充满阳光，充满了生气！我们高兴、快乐、自豪。请大家为我们自己点赞、鼓掌！我们班同学是喜爱生活的，我们的老伴们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们的下一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我们的孙辈更是寄托着我们的期望。据不完全统计（51名同学的数据）,我们有儿男50个，有女儿51个孙辈更是不少。其中，四名同学贡献最大，生育儿女共20名，内有千金15名。我们后继有人，我们兴旺发达！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太阳进发！2017年1月，西安吴堡同乡会2017年3月，吴堡同学聚会2017年3月，吴堡同学小聚2017年3月西安同学小聚2017年4月榆林同学聚会2017年4月，吴堡相聚2017年4月，吴堡相聚2017年4月相聚吴堡聚会是大家的事，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薛生儿同学提议返校活动不能空手，尚洪泽同学提议聚会需要设立保健医生，白耀峰、薛荣堂同学对聚会活动提出改进建议，吕玉琴同学联系搭档，筹备联欢，丁杰智同学承担聚会保健医生重责，为聚会保驾护航。慕明彪、贾焖亮、高治利同学为预案多次提出改进意见。会务组的王艳林、李保秀、宋来生慕生让同学，四处奔忙，把预案变为行动。还有很多很多。在群里增添人气的活跃分子有好多同学，比如高治利、康万恩、孔令梅、吕玉琴、薛荣堂、卜醉生、刘艳萍同学等，还有几位争着去白家卯开会的同学也在群里吵的不亦乐乎！无论是否成神，贡献都不小。为了同学聚会而辛勤工作，默默奉献的同学们，大家感谢你！在同学的微信交流中，出现了高治利之问，提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班的光荣，说明我们的朋友圈在三十多年前就在扩展！这次聚会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了找到同学，我们讲过吕玉琴同学的故事，讲过杨建中同学的故事讲过薛春章同学的故事，也讲过我们班的美女下嫁二班帅男的故事。但最浪漫的的情人节故事是我们的霍利芬同学的故事。情人节老公送来了礼物居然是一部智能手机，使得她可以联系到几十年不见的同学。但第一个视频通话的人居然是我这个老头子！让我在屏幕上看到了这个网名为慕生让的老太婆！哈哈哈！同学们，四十四年前，我们都还年轻，对生活我们充满了幢景。我们也许有好多故事、好多心里话没有交流。今天我们聚在一起，聚在这美丽的黄河之滨，就是为了见面，为了啦话。相聚不易，感慨很多。在这美好的时光里，把你的心里话说一说，把你的故事讲一讲，让大家乐一乐，让大家对过去的你恍然大悟，对今天的你刮目相看！对明日的你高看一头！这次聚会的中心议题就是八个字：相聚吴堡，叙同学情。聚会需要做的具体事就是十个字：座谈，联欢，返校、拜师，美食；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两个字：安全；需要达到的结果就是四个字：见面，高兴。预祝聚会成功，祝同学们快乐！幸福！又，由于日志发表时，同学聚会已获圆满成功，故再增加两张照片，与朋友们分享！

我生长于陕北吴堡县黄河岸边的小村庄，打小一出门就顺流而下，或过河赶碛口，或去县城上学。后来我去外地求学和工作，都得顺流而下，先到下游的县城乘车。顺流而下，是生命最初的活动形态。父亲是语文教师，讲故事绘声绘色，生动形象。西游记、水浒、三国、当地神话，一讲一箩筐。父亲的故事可能就是我的文学启蒙。记得父亲一两周回一次家，我上学后，他回来常要看我的作文本，边看边在上面划道道，表扬这些句子写得好。父亲一表扬，我走路干活儿脚下像安了滑轮，从此爱上写作文写日记。调入甘肃远离亲人后，每天除了工作，我所有的神经汇成一股强电波通向老家。那是尚无呼机手机的年月，思念、挂虑无不靠书信传递，家书抵万金，却只报平安、谈喜乐，酸甜苦辣的生活及其他，就写进日记、写成诗。最初的一篇散文是发表于西安《星期天》报纸的《远念婆婆》。儿子出生100天时，母亲病故，婆婆统揽了母亲、婆婆的责任，施我母爱，替我养儿，任劳任怨。那个黄昏，思念一触动，眼泪成河，纸张是河床，文字顺流而下，很真切很感人。我收到样报，引来很多放光的眼睛。写作的事，以顺流而下的姿态，自然而然启程。小时候那么羡慕城市的生活，成年生活于城市后，回头很庆幸自己出生于农村，从小懂得生活之艰难，懂得要奋斗要创造。母亲种自留地的艰辛和我们在自留地收获的惊喜，使我认识土地孕育和生发的秉性，真切地靠近她时，便受她的情怀感染，心底悄然地种下一颗爱土地、爱生活的种子，朴素而热烈。因为热爱常生感动，想家的时候，大地上的物事，在心里、大脑里全变成排对排的文字，一靠近河床，顺流而下，即成文章。因为对黄土地偏爱执着，文章中总透露着恣意的乡情和大地情怀，被写作圈称为“乡土文学”。正是一篇《故乡的土地生长我，也生长我的文字》有幸落入高建群老师的慧眼，才有后来他一气呵成为我第一本散文集作序——《家园的最后守望者》。小时候有一件事惊险有趣，欲罢不能，就是黄河发大水时捞河炭。那时，年年夏季，河水泛滥，上游的各种“宝物”或垃圾滚滚而来，水退后我们拐上河滩趴了一滩。小孩儿们跑来跑去捡拾，大人们却忙着捞河炭。突然在一堆软泥里发现一窝炭时，一家人群起而上，锄把锄、铁锨挖、铲子铲，铲到笼子里提到河边洗涮洗涮，倒在干滩里去晾晒。过程紧张热烈，边挖边倒脚，不然几分钟人就陷入到河滩，最后挑炭变成挑人。上游矿山的煤炭经河水冲刷，素净光溜，烧起来银白的火苗“哧哧”直舔锅底，做饭省时省力。过去的事像火种埋在我记忆里，当我琢磨写作时，火苗一下子“哧哧”燃烧起来，由不得人，一锅水要沸腾的架势。我顿悟写作就像捞河炭，生活如汹涌的河水，泥沙俱下，欢乐愁苦交织，河炭与破铜烂铁混搭，写作的笔就是从泥沙中剥离、打捞河炭的锄把。生为大河的女儿，一生没有走出黄河的“掌心”，从吴堡到兰州，终是以河为景，临水而居。河岸、河滩、河山，皆我山河大地。我常常喜爱到这些地方走走看看，享受那种自然、宁静和纯朴的美。我常说，越是亲近土地，亲近自然，人才愈发易表露人的自然属性，才能更自然地释放人的真性情，才能容易尊重大地上的每一个生命，大地无言，草木有心。当我们投以体恤、关注、热爱时，就会获得无与伦比的、纯洁的、安静的快乐或是强烈的心灵震撼。把这些记下来，讲出去，也就愈发靠近了文学。天性使然，我的文字至情至性，由心而发，以散文见长。散文不拘泥题材，不受限长短，我喜欢这真性情的文体。它虽篇幅短小，题材零散，似是不易成气候，却最直呈人的文字功力和文学素养。看那诸子百家流芳于世的名篇，无一不是散文，宏观世界，微察人心，上溯千万年，下追亿万里，恣意纵横，竟是最自由而大众的文体。我认准，真正的艺术是人心天然的刻画，是朴，是真，是一腔不掺杂质的情。散文写作中，我注重立意和真情，觉得对事物有深刻感触，立意鲜明，感情真挚时，直抒胸臆即可，而淡于揣摩技巧。如果没有真情感高立意，技巧再玩得好又有何用呢？当然三样能兼具，将是锦上添花。我感动，我思考，我表达，不枉人间。说来巧合，我已出版的五本书里，三本书名带有月字，《月亮没有爬上来》《月满乡心》《永远的月牙泉》。有人问我的写作为什么与月亮关系密切，其实，中国文人对明月都有天然的情结。海海生活，人人沉重。对业余写作者来说，既想写作，又有繁重的工作、家务，那么一次次对生命的叩问、对生活的感念、对爱情的歌咏，可以说都是在月朗星稀、夜深人静中完成。明月相伴，明月为证，月光氤氲思乡情愫，也点亮我的灵感，赐予我清丽却浩然的穿透力、想象力。它让我在躁动的生活中找到内心的宁静与美好，让我感悟到在黑暗宇宙中她是那样一个静谧而光明的存在，也启迪我发现人性中的美好。即便背阴处的丁香也能开出五月的花朵。每一个生活，每一种遇见，都是此生美丽的缘分。我写作的目的更加明朗——让美好洇染美好，让感动激发感动，让情操熏陶情操。鲁迅先生曾说“从干荔枝的味道，是没法推想鲜荔枝的风味的。”这话成为我注重切身体验和用心感受生活的注脚。作家冯唐的一句话扎在我心，生长多年。他说：“文章般若，千年不朽。如果你要说的东西没有脑浆浸泡、没有心血淋漓，就别写作。”这么多年来，我正是默默地、老牛爬坡式地用脑浆浸泡，用心血淋漓，呈现文字于世界，不歇不休。但求举头仰望之际，不负旷宇间那轮永恒的光明与皎洁。我读鲁迅文学院时，我的导师《民族文学》主编叶梅先生说：“你有生活，你的文字有质感，有温暖的底色。”这句话给予我莫大鼓励，也成为我心里的一盏指示灯。一辈子当记者，职业生涯为我提供了条条深入生活、探观人心的大路小径。矿山、工厂、地震灾害现场、野外地质勘查一线，我自嘲，常处水深火热，有幸欣欣然。我坦言，人生所有的体验、思考、认知，都携带在我穿梭于黄河上下游的生命旅程中，捆绑于大河上下的思想越渡中。此岸、彼岸，人间宽阔，生活浩瀚，拥一支闲笔，得暇时，写写画画，为生活涂别一种色彩；困顿时，作杖当拐，悠悠然向前，向前。

黄土地上望星空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走出“农门”对我个人来说，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可能是唯一的一次命运大转折的机遇。我出生在陕西省吴堡县辛庄村，上大学之前的19年，一直生活在这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贫困落后的西北农村，高中两年我在县城中学上学，算是唯一的两年“城市”生活了。孩提时代一直与贫困和饥饿相伴随，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今天的我。国家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最早我是从县宣传部干事佀承军那里听说的。佀承军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吴堡工作的，给我很多帮助。当时还是小道消息，我并没放在心上，觉得自己高中物理化学都没怎么好好学过，怎么可能考上大学呢？佀承军鼓励我说，你可以考文科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学还有“文”“理”之别。后来是那年10月份的一个早晨，我正要出门下地去干活时，从广播里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的恢复高考的消息。有线广播，是当时村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我隐隐地觉得，也许自己的命运要改变了。机会是不能放过的，但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又时逢秋收农忙季节，当然是没有专门时间复习的。每天，我依然和社员们一起下地搞秋收，只能抓住在田间地头休息的时间和晚上煤油灯下看两眼书，真正的临阵磨枪！直到考前十多天，在父母家人的支持下，我才不再下地干活，有较多的时间学习。辛庄村老照片（1984）考试是在离县城二三十里的任家沟中学进行的。坐在考场教室里，我才真正意识到考大学是怎么一回事，心情反倒放松了。当年高考试卷由各省命题，现在看来，那年的考题实在简单得可笑，但有些题我却好像闻所未闻，只能“跟着感觉走”。比如地理考中国的风季特征，我就答西北风东南风什么的；语文考翻译文言文《愚公移山》，我就按照“文革”时妇孺皆知的毛泽东的《愚公移山》答题。分数线公布了，我的考分过了录取线，这算过了第一关！填报志愿时，我的基本原则是考上就好，所以先填那些最有希望被录取的学校。第一志愿报了西北大学中文系，据说它是西北最好的综合大学；第二志愿是延安大学中文系，在本地招生比较多；第三志愿报的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采编，因为给县里的广播电台写过通讯稿，以为自己可以当采编。填完这三个志愿，申请表上还空了一格，不知道填什么，就随手写下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几个字。把北京大学作为上大学的“第四志愿”，我可能是唯一的考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十七年后的1994年，我会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老师。没机会在北大上学，来北大当老师也不错！体检、政审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当年考试成绩对个人是保密的，我也找不到关系打听自己的成绩。听说过线的考生中三个里才能录取一个，成绩是参考，政审、关系很重要。我没有关系可找，外祖父又有政治污点（当过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长”，文革时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也不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只能听天由命了！春节过罢的正月里，我整天和村里同龄的朋友们打扑克玩耍，但心里是焦虑的。正月十五已过了好几天，也没等来什么录取通知，我由焦虑变成绝望，不再打扑克了，又开始背着书包下地干活，一有空就找安静的地方看书，准备下一年再考。有人用讥讽的口气问我没有考上还看什么书啊，我就说考不上慢慢考呗。突然有一天，我在地里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时，母亲说，村里接到省里的电话，通知我考上大学了。大学已经开学了，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原来，是年龄偏大的没有被录取的“老三届”考生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中央即下发了扩大招生的文件，主要从大龄和原来政审有问题的高分考生里招生。我虽然不是“老三届”，但搭了他们的便车，有幸被录取了。能上大学自然是高兴的，我一边交接自己手上的生产队会计工作，一边到外婆舅舅家里去告别。报到的日子是4月20日。临行前，亲戚朋友们五毛一块的凑了二三十块钱给我上学用。全村人都来送行，家里用小米年糕、萝卜白菜粉条大烩菜招待大家吃了一顿。本来此时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蔬菜之类的更是奇缺，好在母亲一直坚信我能考上，早就有所准备。读书在西安那个时候，从吴堡老家去西安上学，交通很不方便，要从县城坐一天的长途汽车到山西介休，然后再从介休搭上过路的火车到西安。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坐公共汽车，一切都很新鲜。西北大学校园我被录取到西北大学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这个专业是伴随着这次扩招而诞生的，所以班上的五十名学生全是扩招进来的，年龄大的同学较多，最大的长我14岁，有不少是带工资上学的。我后来得知，当年西北大学决定设立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后，何炼成老师带着“八大金刚”（系里仅有的八位老师），坐在省招生办的水泥地板上，沙里淘金一样从一大堆落选的考生中挑出了50位。现在想起来真感到后怕，如果当时扩招的名额不是50个而是40个，我也许就没那么幸运了。我的高考志愿里没有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但说起来我还是有点“专业知识”的，这源于高中毕业时，政治课老师李务滋送给我一本苏联人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在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时看过这本书，当时并不能完全看懂，但觉得里边讲的东西蛮有意思。李务滋老师送我这本书的时候，当然并不知道我会走上经济学的研究道路，但冥冥之中似乎包含着她对我的期待，希望我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今天我成为一名经济学家，读过的经济学书籍数不胜数，但我始终不会忘记，我读的第一本经济学书是高中的李务滋老师送我的。大学考到了这样一个专业，教我们的又是当时很有名气的何炼成老师，他讲课条理清楚，语言生动，我很快就喜欢上这个专业，所以学得比较好，各门课考分都很高，单科都在前三名，总分当之无愧是第一。刚入校时，我在同学里算是比较“土”的，普通话说不好，穿的布鞋、衣服都是母亲手工制作的，在那些有钱的城里来的同学面前，免不了有些自卑，但优异的学习成绩为我赢得了尊重。我现在也常常会对学生说：人不要自卑，好好做自己的事，只要你自强不息，是会赢得尊重的。记得第一学期，何老师经常组织同学们讨论，每次讨论安排一位同学主讲，其他同学提问。主讲实际上是让学生自己讲课，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我第一次主讲大概在开学后二三周，讲的内容是关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举的例子是绵羊与斧头。尽管我的普通话讲得不好，陕北方言重，同学们反映还不错，何老师也表扬了我。还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关于陕北农村收入分配的短文，何老师写的批语建议我向报纸投稿。尽管我并没有投，但他的批语使我备受鼓舞。何老师是一位很有远见的老师。他很早就认识到数学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从我们77级开始，就安排了数学必修课，而且是一学年的课程，从数学系请来最好的讲课老师。在当时中国大学里的经济系，这是少有的。我上研究生之后，他还鼓励我去选修数学系和物理系的数学课。我今天能使用数学工具研究经济学问题，与何老师的远见分不开。在学生宿舍（1979年10月）大学四年，我的日子过得清贫而充实。四年里，除了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节和元旦，学校发餐券改善伙食，我从来没有自己买过有肉的菜，每顿饭都是选最便宜的菜买，有1毛的不买1毛5分的，有5分的不买1毛的。但每次寒暑假回家，我都会用从助学金中省下来的钱买两样东西带回去：一箱挂面，一袋白面。我希望以此能改善一下我父母的生活。大学期间我最心疼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跟张兴祥同学打赌：习仲勋是不是陕北人？我输了，因为习仲勋虽然在陕北闹革命，但是富平县人，富平属于渭南，不是陕北。结果我请他在学校旁边的边家村吃了顿饺子，花了八毛钱。大学的同班同学是令人难忘的。班里绝大部分同学比我年长，属于大哥大姐，对我爱护有加。他们也比我见多识广，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我在生活习惯上能从一个农村人变得像个“城里人”，很大程度上受到田丰同学的点拨。他18岁自愿从北京到延安插队，入学前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小说，读过很多中外名著，又为人仗义，很让我崇拜。我曾跟随他每天在厕所的水房洗冷水澡，因为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意志，只是我没有能坚持下来。他曾两次长途跋涉到我们村看望我父母，让我感动不已。同宿舍的刘宗昌同学是名符其实的老大哥。他对我的关心确实无微不至，从生活细节到课程学习，都给我许多指点。他逻辑思维严谨，文字功底也很好，据说曾经是陕西省写作班子的成员。记得每次考试前，我们俩人都要一起讨论每个复习题的答案要点，我能考出好成绩，与他的帮助分不开。他为人“正经”，但思想开放，至今一直关注我发表的东西。毕业30周年同学聚会时，我们俩仍然讨论严肃的学术问题。他说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坛上讲“语言腐败”问题时没有放开。我说，岂只没有放开，我是越讲越害怕啊。1981年秋，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选择报考何炼成老师的研究生。决定考研，并不是我已经有了做一名经济学家的志向，而是因为当时毕业生的分配原则是“哪来哪去”。这就意味着我要被分配到陕北老家去，这是我不愿意的，所以考研的动力还是比较大的。我如愿以偿。真正考上研究生以后，我才觉得自己是可以做点学问的，以后就没有再想着干别的工作。这与一次机遇有关。1982年2月开学不久，“首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在西安举行，西北大学是会议的主办单位之一，负责会务的后勤工作，我作为西北大学研究生被指派在车站接人，并担任“理论组”的秘书工作。参加这次议会的正式代表都是当时全国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我由此结识其中的几位。记得理论组组长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钱志强教授，副组长是铁道部研究院的茅于轼先生。这个组的组员还有杨小凯、王国乡等人。茅于轼、杨小凯和王国乡都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他们的经济学都是在劳改场或监狱里自学的。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讲的东西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出身的人非常不同，让我眼界大开，由此改变了我的读书方向，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我印象非常深刻，茅于轼在小组会上讲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从数学最优解的角度解释资源配置，让人耳目一新；杨小凯讲的是他的分工理论，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受他们的启发，小组会上我也做过几次即兴发言。我发表的观点得到茅于轼等人的赞许。当需要选拔一个人代表小组在大会发言时，他们都推荐了我。这对刚入读研究生的我来说，是莫大的荣幸。我在大会上的发言引起“轰动”，这给我了很大的自信。但我的发言既得到许多人的赞许，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特别是，我说话语气没有掌握好，冒犯了一些人。事后，茅于轼先生帮助做调解工作，化解了矛盾。这次会上与茅于轼、杨小凯等人的相识，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所以，一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我就决定系统学习“西方经济学”（现在称之为“主流经济学”），尽管我的研究生专业是政治经济学。由于西北大学经济系没有科班出身的西方经济学老师，我就组织了一个六人读书班，成员包括经济系研究生和青年教员，还有一位数学系的高年级学生（后来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我自己一边自学，一边自告奋勇给读书班的其他成员授课。为了当一个合格的“老师”，我必须对教科书上的每一个公式、每一条曲线、每一个定理进行严格的数学推导，这让我受益匪浅，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当老师。在刘承思老师家合影（右一是同班同学王连翔）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我和刘承思老师的关系。刘承思老师没有上过大学，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著名“资本论专家”，也是一位书法家。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重庆的银行当职员，1950年被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聘请到西北大学任教，1958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彻底平反后，又回到经济系任教。由于身体受到摧残，刘承思老师不讲大课，所以我在本科期间没有上过他的课，也不认识他。我上研究生之后，他是我的《资本论》专业课老师，每次上课都是我去他家里，他用问问题的方式考察我对《资本论》某一章某一节的理解。我满脑子都是“西方经济学”，最初非常担心冒犯他。我知道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马克思是他心目中的“神”，曾有一个研究生因为不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被他判《资本论》课“不及格”，被迫退学（也许传言有误）。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刘承思老师虽然信念坚定，但思想开放，对学生很宽容，喜欢与学生辩论，我们之间可以说无话不谈，成了“忘年交”。我虽然“离经叛道”，《资本论》专业课还是得了高分（记不清是不是满分）。我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后，还与他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每次回西安都会去看望他。他曾多次委托我代他看望他的老朋友端木蕻良先生。我至今保存着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刘承思老师1999年12月去世后，他儿子刘谦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他把我给他写的所有信件都整整齐齐放在一个纸盒子里。这让我感动不已。《为“钱”正名》风波自上研究生之后，我变得越来越“离经叛道”，对当时流行的许多观念开始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终于，麻烦来了。1983年5月15日，我与经济系团总支书记杨德生在他办公室聊天，他桌子上有张5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上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报道引起了我的好奇，报道的标题是：首都个体户青年座谈反对“向钱看”。我觉得这个报道非常耐人寻味。当个体户不就是想赚钱么，为什么还要反对“向钱看”？这个报道让我感到，“钱”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还是负面形象，这不利于经济发展。中国要发展商品经济，必须改变人们对“钱”的观念。记得我当时还和杨德生争论了一会。争论刺激了我。当天晚上，我一气呵成四千多字文章：《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我在文章中写到：“在商品经济下，钱是社会的奖章，得到钱，意味着你对社会作出了贡献，你完成了社会分工所赋予你的任务，社会对你予以嘉奖······获得钱，类似荣获战场上的英雄纪念奖章。”我还写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求我们几千年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也来一个根本性转变”。第二天，我就把文章用挂号信寄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文章寄出去后，长时间石沉大海，我几乎把这事忘了。突然，1983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第4版把文章发出来了，还加了编者按：“张维迎同志投来的稿子，原文较长，这里只摘登其中的几节，其中就‘向钱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不对呢？欢迎大家讨论。”文章发表的消息是别人告诉我的。说实话，听到自己的稿子发表了，我当时还是很兴奋的。一则，这是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二则，发表时还加了“编者按”，说明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中国青年报》最初是每周发一版讨论文章，讨论文章有赞成我的观点的，也有反对我的观点的。在我看来，反对者的观点都是些陈词滥调，不值一驳。但没过多久，事情起了变化。10月中旬，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反精神污染”在全国展开。据说，我的文章被列入“精神污染”的名单中；在陕西省，我是全省“八大精神污染分子”之一（无从考证）。《中国青年报》的“讨论”实际上变成了“批判”，“讨论”的频率由每周一次，变成每周两次。《光明日报》也加入“讨论”，《陕西日报》当然也不可能放过这个“重点”议题。不仅我本人有压力，西北大学校领导和经济系领导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至于上面是如何给学校施压的，我其实并不清楚。我只知道，学校决定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开展《“向钱看”对不对》大讨论，《西北大学（校刊）》开辟了讨论专栏；经济系师生也召开了七八次“讨论会”，每个班都得参加。其中有些会议我参加了，但大部分会议我没有参加。校研究生处处长薛瑞华老师当时因病住院，把我叫到医院病床前，以慈母般的心肠对我说：维迎啊，我心里好难过，咱们是贫下中农的孩子，党把我们培养成大学生，又上了研究生，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啊！薛老师为人善良，对我一直关怀备至，我给她惹麻烦了，觉得很对不起她。承受压力最大的应该是何炼成老师。毕竟，我是他的研究生，我的问题他是有责任的。他经过多次政治运动，也挨过批，深知过关不易。据说在他的课堂上，何老师第一次提到我的文章时，只淡淡地说：“张维迎发表了一篇文章，影响很大。”第二次课上，他说：“看来这篇文章有些问题。”第三次课堂上，他很严肃地说：“问题很严重！”他后来在《陕西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从理论上说我的观点不对，没有上纲上线。我知道他没有选择。何老师在和我私下谈话时，从来没有给我压力，反倒劝我不要有心里负担，有错改了就好。何老师其实是个护犊的人，后来我在北大遇到麻烦时，他还曾给校长写过信。据说风波期间，经济系研究生培养小组曾就这件事给学校和省教育局写过一份报告，总结研究生培养中的经验教训，我是负面典型，其中一条教训是“对研究生疏于管理”。我在发表《为“钱”正名》时，署了“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因此在这次风波中，系里做了一条规定：以后研究生发表论文，如果要署校系名，必须得到批准。有意思的是，1984年6月27日《经济日报》头版发表了我与侯耀军合写的《经济改革与中国知识分子》一文，文末注明作者的年龄，但没有注明工作单位，因为我知道注明单位需要单位批准。这篇文章被当天早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报刊文章摘要”播了，反响强烈。有领导问我：你怎么没有署上咱“西北大学”？我说投稿时没有经过批准。这场风波的了结需要我最后表态。我当时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可能被迫中断研究生学业，也确实有人给过我这样的警告（善意的）。但校领导在处理上还是很慎重的。当时的党委书记郭琦（前任校长），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革命、哲学家，“文革”中曾挨过整，思想开明，也有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他说我的文章是“带学术性的认识问题”，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够而产生的一种片面认识”，不是政治问题，讨论是为了帮助我提高认识，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不能扣帽子、打棍子，不要急于处理人。他与我谈过几次话，要我不要急于表态，认识到哪一步就说到哪一步，不要说违心的话。凭他的政治经验，他大概预料这件事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的“检查”经过多次修改，在得到校系领导认可后，于1983年12月20日在《西北大学（校刊）》发表，后来又在《陕西日报》上刊出。我的“检查”发表后，学校领导随即宣布这场讨论告一段落，让我继续安心学习。三个月之后的1984年3月30日，《西北大学（校刊）》发表了校党委宣传部写的关于这场讨论总结文章《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此时大气候已有所变化，这篇总结性文章非常温和。1984年六七月间，我在北京期间曾给《中国青年报》编辑部打过一个电话，问他们当时发表我的文章是不是专供“批判”用，对方说不是，只是正常的讨论。我告诉他，我从来没有收到稿费，还以为是“供批判用”的文章没有稿费。几天之后，我从邮件收到20元的稿费。告别西安我研究生毕业后来北京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钱”正名》风波促成的。一则，风波期间的讨论会上，看到那么多老师和同学如此严肃认真地批评我，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尽管我知道他们也是爱护我。二则，这场风波让我出了名，由此结识了一些北京的朋友，我与他们很谈得来，他们也认可我。这些朋友有的是“农村发展组”的，有的是国家体改委的，也有《经济日报》的。他们说我应该来北京工作，并愿意帮我联系工作单位。1984年春季开学后，经导师同意，我来到北京，一边准备硕士论文的写作，一边联系工作单位。我原来很希望去“农村发展组”工作，那是我心中的“圣地”，他们也愿意接收我。但“农发组”当时还挂靠在社科院农村所，没有行政级别，从外地的地方大学接收一个研究生不容易解决户口问题。刚好，当时体改委的高尚全先生正在受命组织“体改所”，经石小敏引荐，高尚全先生见了我，愿意接收我，并随后派人去西北大学对我做了“外调”。在北京写论文期间，我与茅于轼、宋国青等人交往密切，他们二人对价格的洞见给我很大启发，我决定把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作为我硕士论文的选题。1984年4月21日，我写完了《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经茅于轼推荐，刊印于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专家建议》（1984年6月出刊）。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我以此文入选“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研讨会”代表，这次会议于1984年9月上旬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故俗称“莫干山会议”。参加莫干山会议的陕西代表共5人，我是其中之一。会议期间，我提出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引起激烈争论，彻底改变了价格改革的思路。我也由此成为会上的“热点人物”，也算是为西北大学争了光。所以，1985年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培养小组又写了个“经验报告”，与上一次不同，这一次，我成为 “用民主的方法培养研究生”的正面典型。莫干山会议后，我就回到西安，集中精力修改硕士论文。期间，我还曾在西北大学、陕西师大、陕西财经学院、陕西社科院等院校就《企业家与观念现代化》作过几场演讲。我提出的“十大观念转变”，可以说是《为“钱”正名》一文思想的深化，但此时正是钟摆偏向另一侧，我没有遇到麻烦。不仅没有遇到麻烦，而且备受欢迎。我的演讲稿被到处转载。1984年12月6日上午，我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同样的观点，在一年前是不可能顺利通过的。1984年12月28日，我告别西安，来到北京，成为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也从此成为一个北京人。硕士论文答辩（1984年12月6日）人生也许真的是阴差阳错，不太好精心设计。在每一个关节点上，我们都会面临很多岔路口，当时几乎浑然不觉，只是事后回忆起来，才会有这样那样的线索可循，而这样的线索也或多或少与不同的人物有关。我上大学，只是偶然。如果不是邓小平决定1977年恢复高考，我可能至今仍然是一个陕北农民，或者在某个城市游荡的“农民工”。我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更是偶然。我的高考志愿里根本没有填写政治经济学这个专业。如果不是何炼成教授利用扩招机会创办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我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经济学者。如果不是1982年春天碰到了茅于轼和杨小凯，我的经济学思想也许会与现在大不相同。我来北京工作，也是偶然。如果不是《为“钱”正名》一文引起的风波，我可能不会动离开西安的念头。如果不是高尚全先生受命于1984年创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我可能没有机会来北京工作。那样的话，我现在就是一个西安人。我在西安学习、生活了7年。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7年，奠定我学术生涯基础的7年。我是西安的一个过客，我没资格说我是西安人，但我永远热爱西安，经常想念西安。那里有我美好的记忆，有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亲朋好友。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西安，真的让人怀念！

吴堡中学2021年下学期学生评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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